巴库智库平台推出了视频栏目《与托菲格 阿巴索夫对话》的最新一期节目。
本期嘉宾是阿塞拜疆功勋艺术家、音乐学家、乌泽伊尔 哈吉别伊利命名巴库音乐学院教授祖姆鲁德 达达什扎德。
在访谈中，她分享了自己对艺术实验的理解，阐述了巴库作为当代音乐中心的重要作用，回顾了卡拉巴赫冲突时期的亲身经历，并谈及文化界人士在推动南高加索实现持久和平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谈到当代艺术时，祖姆鲁德 达达什扎德表示，对创新的不懈追求始终是她职业生涯的重要方向。
“我所研究的是当代音乐，是先锋音乐，是诞生于此时此地的音乐。斯特拉文斯基曾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认为当下的音乐是历史上最值得关注、最令人激动、最富有吸引力的时刻。那些不断探索未知、开拓新境界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始终深深吸引着我。”
与此同时，她强调，传统始终是艺术发展的根基，但传统同样需要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她表示，阿塞拜疆和巴库始终都是“当代音乐能够停泊的宁静港湾”，即使在先锋艺术并不受到欢迎的年代也始终如此。
“正是因为加拉 加拉耶夫以及他的同行们，我们始终能够及时了解世界音乐和艺术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创新。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他当年播下的种子正在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访谈中，还有一部分内容专门回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当时，阿塞拜疆面临领土要求以及大规模宣传攻势。
“当时我们沉浸在一种充满希望的激情之中，所有人都相信未来一定更加美好。然而，一切却突然发生逆转。针对阿塞拜疆的领土要求不断出现，对阿塞拜疆民族认同和文化的宣传攻击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宣称我们所谓只是‘游牧民族’。”
祖姆鲁德 达达什扎德回忆说，阿塞拜疆知识界当时竭尽所能，希望向世界讲述事实真相。
“我记得自己不断给作曲家协会、议员打电话，努力解释真实情况。我的父亲曾致电作家瓦西里 贝科夫，还有人联系了阿列斯 阿达莫维奇。我还打通了立陶宛作曲家协会秘书处的电话，对方认真听完了我的讲述。一年之后，他们自己也遭遇了类似局面，因此真正理解了我们的处境。后来又发生了霍贾雷惨案……我们经历了太多悲剧。”
谈及有关音乐遗产归属的争论时，她介绍说，自己曾发现一篇发表于一九一五年的第比利斯亚美尼亚语报纸《姆沙克》的历史资料。
“这篇文章高度赞赏《货郎新郎》，并写道，东方音乐令他们倍感亲切，因为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突厥人与波斯人之间，这种带有忧郁色彩的旋律能够给予心灵丰富的滋养。这是他们自己亲口承认的。”
祖姆鲁德 达达什扎德还回忆起二零零三年在维尔纽斯举行的一次圆桌会议。当时，她当场驳斥了所谓“所有阿塞拜疆作曲家都师从阿拉姆 哈恰图良”的说法。
“我提醒大家，加拉 加拉耶夫师从肖斯塔科维奇，而阿里夫 梅利科夫则是加拉耶夫的学生。我当时还带着一本书，其中收录了哈恰图良本人的一段话：‘在我创作道路的起点，乌泽伊尔 哈吉别伊利给予了我帮助，为我指明方向，并给予我坚定支持。’”
谈到阿塞拜疆人民的人文精神时，她提到了米尔扎 贾利勒 马梅德古鲁扎德的戏剧《凯曼恰》。剧中主人公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零年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为了音乐而宽恕了一位亚美尼亚凯曼恰演奏家。
谈及当前形势时，她表示，阿塞拜疆为推动和平所作出的努力意义重大，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整个南高加索也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机遇。
她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推动社会意识的深刻转变，而艺术家和文学工作者应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是邻居，和平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没有人会迁往另一颗星球，地理决定了我们的共同命运。我们必须以深思熟虑、审慎而富有外交智慧的方式同青年一代开展交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目光坚定地投向未来。”
现向广大读者呈现本期节目的完整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