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9日,三位能够改变世界政治规则的人物将在中国深圳同坐一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准备讨论战略稳定、核武器和国际安全问题。但在官方议程背后,隐藏着一个宽泛得多的问题:如果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找到新的共处公式,世界秩序将会是什么样子?对中亚而言,这并不是一场抽象的外交讨论。它关系到该地区的经济、安全、交通联系和政治自主的未来。几十年来第一次,该地区国家获得了一个机会,不再只是适应大国的决定,而是能够影响大国的盘算。
世界政治正经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大国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它们的领导人就越执着地寻求至少就这种竞争的规则达成一致。特朗普力图阻止那些可能使美国丧失战略优势的进程。习近平打算巩固中国作为平等的世界力量中心的地位。普京则力争让俄罗斯被承认为解决国际安全关键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局限,以及对可接受让步的自己的看法。然而,有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客观地交汇了:无论华盛顿、北京还是莫斯科,都不希望发生一场后果无法预估的失控冲突。正因如此,定于11月19日在深圳麒麟山庄举行的会晤,其意义可能超出其直接成果。根据已公布的美国总统日程,会谈将于北京时间14时30分开始。中国外交部也证实了三方峰会的举行。与此同时,关于会谈内容的初步信息表明,各方有意把注意力集中在可以达成有限共识的议题上。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战争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未被列为商定议程的核心内容。这一安排反映的不是冲突无足轻重,而是现有分歧之深。三个大国正试图找到一个无需立即重新审视根本政治立场就能开展合作的领域。中亚的核心问题恰恰由此而生:如果最大的力量中心开始在彼此之间确立新的关系规则,那么处于俄罗斯、中国、美国、欧洲和土耳其利益交汇处的国家将会怎样?
三位领导人,三种战略:为何同坐一桌的每个人都会与另外两人博弈
特朗普的谈判立场受制于一个几乎贯穿整个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矛盾。美国既想遏制中国的崛起,限制俄罗斯的战略能力,又想避免同时与几个大国对抗所带来的代价和风险。华盛顿很清楚,莫斯科与北京的合作使这两项任务都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核力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军工能力。中国拥有工业实力、财力、技术基础和规模最大的生产链。两国的伙伴关系并非完整的军事政治同盟,但它使两个大国都能部分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对特朗普来说,理想的结果是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制造一定的距离。但美国总统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俄罗斯客观上需要中国的市场、技术和金融能力,而中国则需要俄罗斯的能源资源,需要在北方保持一个友好的战略空间。普京则力图避免沦为北京的小伙伴。对莫斯科而言,与华盛顿的直接对话本身就有价值,因为它确认了俄罗斯作为世界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习近平看待局势的角度则有所不同。中国希望美国承认新的实力格局已经存在,不再把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准则。北京不会为了美国含糊的承诺而牺牲与莫斯科的关系,但也不打算让俄罗斯的利益成为与西方开展经济合作的障碍。这正是深圳三角的根本特点:每个参与者都希望与另外两方对话,但没有一方愿意给予另外两方限制自身战略能力的行动自由。因此,不必指望会出现一个稳定的三方同盟。更现实的是形成一套有限协议体系,其中竞争与合作并存。恰恰是这样的体系能够直接影响中亚,因为该地区在经济上与三个大国都有联系,却不具备影响它们政策的相应能力。
世纪核交易还是外交表演?深圳会晤的真正原因
2026年2月5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这是俄美之间最后一项对战略核武器设定具有约束力的数量限制的双边协议。世界陷入了这样一种局面:两个最大的核大国不再受任何此类有效条约的约束。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2026年1月,全球核武库总数约为12187枚弹头,其中包括已退役等待拆除的弹头。俄罗斯核武库总数约为5420枚,美国为5042枚,中国为620枚。而军事储备,即保留以备可能使用的弹头,数量要少一些:俄罗斯约4400枚,美国约3700枚。这些数字揭示了未来谈判的核心矛盾。华盛顿希望把新的限制扩大到中国,而中国的核力量仍在继续增长。北京反对将其与拥有远比自己庞大的核武库的国家置于同等的条约条件之下。莫斯科则要求考虑范围更广的一系列战略安全因素,包括导弹防御和精确制导武器。因此,迅速达成限制核弹头数量协议的前景显得相当渺茫。恰恰在这里出现了人工智能这一话题,据《南华早报》报道,它可能成为一个有望达成共识的领域。三个大国可以确认在核武器使用决策中保持人类控制的原则。这一做法已经体现在2024年的中美共识中,但俄罗斯的参与将赋予它新的政治意义。问题在于,宣言与完整的控制机制完全是两码事。人工智能不仅可以用于直接决策,还可以用于分析攻击预警、判定威胁和拟定反应方案。即便最终决定在形式上仍由人作出,算法也可能影响人对局势的判断。对于中亚来说,这场讨论尤为重要,因为苏联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核试验的后果至今仍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该地区五国建立了无核武器区,并以2006年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加以确认。因此,它们对加强国际战略稳定的关切,不仅具有经济性质,还具有直接的历史和政治性质。
俄罗斯正在失去中亚?一个被数十亿美元驳倒的危险幻觉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俄罗斯正在逐步把中亚让给中国。这种判断因其简单而颇具吸引力,却未能很好地反映现实。俄罗斯的影响力在某些领域确实在缩小,中亚国家也更积极地寻找替代伙伴。然而,几十年来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依然具有巨大的意义。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仍在参与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保留着军事设施和安全合作机制。俄罗斯的教育机构、劳动力市场、银行联系和能源项目仍是地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务移民的情况尤其能说明问题。根据世界银行2026年发布的资料,2025年塔吉克斯坦的净侨汇收入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6%。乌兹别克斯坦获得的侨汇约为189亿美元,其中78%来自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的侨汇收入约为35亿美元,其中90%以上来自俄罗斯。这些数字意味着,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中亚家庭。俄罗斯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移民立法的收紧或卢布的剧烈波动,都可能改变该地区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能源和交通领域也存在类似的依赖。里海管道财团仍是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的主要路线,途经俄罗斯领土。在核能领域,俄罗斯的技术和企业也保持着相当大的存在。因此,不能仅仅用官方访问的次数或政治言辞的激烈程度来衡量莫斯科的影响力。其基础是基础设施、制度性承诺、生产联系和人际关系。与此同时,恰恰是这种深度依赖促使该地区国家走向多元化。阿斯塔纳、塔什干、比什凯克和杜尚别都在力求获得更多选择,以减少在单一伙伴的决定面前的脆弱性。对俄罗斯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失去中亚,而是意味着必须在新的条件下争取中亚的信任。以往主要建立在历史亲近和既有义务之上的模式,已不再能自动带来政治优势。
中国的扩张:为何1060亿美元的代价可能比看上去更高
如果说俄罗斯依靠历史形成的联系保持影响,那么中国则通过贸易、工业、信贷和交通基础设施创造着新的经济现实。2025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达到1063亿美元,增长12%。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国对该地区出口712亿美元,进口351亿美元。北京首次在贸易总额上成为中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在这些亮眼的统计数据背后,隐藏着一个结构性问题。中国向该地区出售的制成品远多于从该地区购买的产品。中亚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铀、铜和其他资源,却面临被固化为原材料供应者和中国工业设备购买者的风险。这种模式能够带来贸易额的增长,却不能保证自身技术自主能力的相应提升。这一问题在基础设施项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吉乌铁路于2024年12月正式开工,造价估计约为47亿美元。2025年底,签署了有中国银行参与的融资协议。预计将以长期贷款形式筹集约23亿美元。中方在合资项目公司中持股51%,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持股24.5%。对比什凯克和塔什干而言,这条铁路是扩大交通联系、建立新物流中心的重大机遇。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在隆重的声明中很少被提及的问题:谁将掌控运价政策、收入分配以及运输链中利润最丰厚的环节?铁路的建设本身并不意味着经济独立。如果该地区只获得过境费,而主要的生产和金融业务仍由外部伙伴掌控,那么依赖只是换上了一种更现代的形式。只有当基础设施为发展本地机械制造、原材料加工、物流企业和制成品出口创造条件时,真正的收益才会出现。这正是中亚在与北京谈判时应当争取的。
华盛顿为大笔资金而回归:特朗普在中亚真正寻求的是什么
美国对中亚的政策正在逐步发生重大变化。多年来,美国主要从阿富汗安全、反恐、能源利益以及对俄关系的角度看待该地区。如今,又增添了一项任务:为美国保障战略性原材料供应,并建立替代性的生产链。2025年11月6日,特朗普在华盛顿以“中亚五国+美国”的形式会见了中亚五国领导人。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总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和安排。最重要的附带说明是:这指的是宣布的交易价值,而不是已经到位的投资额。然而,这一活动的政治含义显而易见。华盛顿打算在一个北京视为其欧亚战略重要组成部分、莫斯科视为传统利益范围的地区争夺经济存在。美国对关键矿产的兴趣尤其能说明问题。2025年11月,宣布了一个有美国“科夫资本”公司参与的开发哈萨克斯坦北卡特帕尔和上凯拉克特钨矿的项目。该项目估值为11亿美元。钨对于生产高强度材料和一系列高科技产品具有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仍是最大的天然铀生产国,2024年产量约占全球的39%。对美国而言,这些资源不仅是商品,还是工业和技术安全的组成部分。中国在许多国际关键矿产开采和加工链条中占据稳固地位。华盛顿力图降低这种依赖。因此,无论深圳谈判的结果多么成功,对中亚矿藏的争夺都将加剧。对阿斯塔纳和其他首都来说,这创造了讨价还价的空间。然而,主要任务不是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公司,而是确保合作条件能够带动本地加工、技术转让、人才培养和收益的公平分配。否则,该地区可能只是把对一个原材料买家的依赖换成对另一个买家的依赖,而自身的经济模式却丝毫未变。
中间走廊:一条运输动脉如何改变莫斯科和北京的战略盘算
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上,正在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在货运统计中比在外交声明中更容易发现。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经由中亚、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再延伸至土耳其和欧洲,正逐步成为亚洲与欧洲市场之间贸易多元化的重要工具。2022年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后,对不经过俄罗斯的路线的兴趣明显增强。然而,实际情况比流行的说法更为复杂,后者声称中间走廊正在迅速成为欧亚大陆的主要贸易通道。2024年,该走廊的运量达到约448万吨,2025年降至412万吨。与此同时,集装箱运输继续增长,接近7.7万个二十英尺标准箱。这既表明该路线对某些类别货物的吸引力在提升,也表明严重的结构性制约依然存在。中间走廊需要更多的港口能力、协调一致的铁路运价、现代化的边境口岸、单证数字化以及承运商之间的有效协调。世界银行曾指出,只要进行必要的投资和改革,货运量就有望大幅增加,运输时间也有望缩短。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条路线的意义不仅在于额外的过境收入。它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替代选择,降低了它们在个别国家政治决定面前的潜在脆弱性。对俄罗斯而言,中间走廊的发展意味着北方路线在某些类型欧亚过境运输上的垄断地位逐步削弱。对中国而言,它是进入欧洲市场的又一个途径。对欧盟而言,它是实现供应多元化的工具。而对中亚国家来说,它能够成为经济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里有一个原则性条件:交通独立必须伴随工业现代化。一个有数百万吨外国货物过境的国家,未必会因此变得富裕。财富产生于创造技术、企业、物流服务和附加值的地方。
巴库正在改变地缘政治版图:为何中亚如今仅有五个首都已经不够
2025年11月16日,塔什干发生了一件理应获得更多国际关注的事情。在第七次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晤上,作出了接纳阿塞拜疆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这一机制的决定。这一决定远远超出了传统地区外交的范畴。几十年来,中亚一直被视为一个由五国组成的、在地理和政治上相对独立的空间。阿塞拜疆的加入为形成一个连接中亚与南高加索的更广泛合作机制创造了前提。与形式上的友好宣言不同,这里有着相当具体的经济基础。阿塞拜疆位于里海西岸的关键位置,拥有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确保跨里海交通线与格鲁吉亚、土耳其和欧洲方向相连接。对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而言,在力求扩大出口能力、减少对个别运输路线依赖的情况下,与巴库的合作具有额外的意义。但这其中还有政治层面。把阿塞拜疆纳入中亚协商机制,使地区互动不仅可以围绕外部力量中心的利益来构建,还可以建立在自身互补能力的基础之上。“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项目具有特殊意义,它涉及发展经由亚美尼亚领土的交通联系,包括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之间的联系。2025年8月8日华盛顿会晤之后,美国和亚美尼亚一直在推进实施该项目的文件。2026年6月4日,签署了相应的框架协议,规定建立一个预计由美国控股的基础设施发展机制。11月7日,美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布成立交通和电力输送问题三方技术工作组。这还不意味着建设已经完成,或者所有政治和技术障碍都已消除。但该项目在机制上取得进展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华盛顿开始把南高加索的交通互联视为更广泛的欧亚战略的一部分。对阿塞拜疆来说,这为其巩固地位提供了机会,使其不仅是一个过境国,而且是中亚与外部市场之间经济互动的关键组织者之一。从长远看,恰恰是把交通、能源、金融和外交基础设施连接起来的能力,将决定巴库在这一不断扩大的地区机制中的实际分量。
五个国家,五种利益:为何中亚无法用一项协议收买
外部观察者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倾向于把中亚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有机体。实际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经济能力和外交优先事项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哈萨克斯坦拥有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丰富的油气和铀储量、发达的国际投资关系体系,并与俄罗斯和中国直接接壤。其多元外交是试图把复杂的地理位置转化为优势。但石油出口对特定基础设施方向的依赖仍是严重的制约。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巨大的工业发展潜力。塔什干力求保持广泛的国际回旋空间,同时与莫斯科、北京、华盛顿、安卡拉和欧洲各国首都开展合作。对它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保障能源稳定和提高经济生产率。吉尔吉斯斯坦可能从新铁路线的建设中受益,但面临着外部融资、债务负担和自身资源有限等问题。塔吉克斯坦对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阿富汗方向的安全形势尤其敏感。土库曼斯坦依托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永久中立政策,最关心的是扩大能源出口的机会。五国之间的差异意味着,美中俄可能的接近所带来的后果不会是一样的。哈萨克斯坦可能在关键矿产和过境运输领域获得额外优势。乌兹别克斯坦可能扩大吸引投资和工业现代化的空间。吉尔吉斯斯坦可能加快基础设施发展。塔吉克斯坦可能为能源和社会项目吸引资源。土库曼斯坦可能推动关于新天然气路线的谈判。但每一种优势都取决于各国政府保持决策自主的能力。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自然资源,都不能保证达成有利的国际协议。最主要的资源是国家制度的质量和谈判战略。
最危险的交易:三个大国会不会背着中亚达成协议?
国际政治中有一个令人不快的规律:大国往往恰恰在力图为彼此的竞争确立更可预测的规则时,才开始谈论战略稳定。对中小国家来说,这造成了一种两面性的局面。一方面,美俄中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可能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任何关于地区优先事项的非正式安排,都可能限制第三国政治选择的空间。目前没有理由断言,深圳峰会的参与者正在筹划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样的推测只能是臆测。然而,也不能完全排除有限的相互让步的可能性。国际关系史表明,战略妥协可能伴随着在某些地区方向上的政策调整。对中亚来说,这种前景尤其敏感。莫斯科希望保持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北京力求保障陆上交通线的安全和资源供应的稳定。华盛顿打算扩大获取战略原材料的渠道,并打造替代性贸易路线。如果各方达成某种默契,其后果远非都会自动符合地区国家的利益。因此,中亚需要的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多元平衡,还需要有能力在交通、投资、环境安全、水资源和国际贸易规则等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加强地区内部的信任尤为重要。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于2025年3月就国界问题达成的协议,以及随后有乌兹别克斯坦参与签署的三方边界协议,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些决定表明,该地区国家有能力自主解决几十年来困扰彼此关系的最棘手问题。此类合作越成功,外部大国就越难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来扩大自己的影响。真正的地区自主,不是始于响亮的独立宣言,而是始于消除可能被外部玩家利用的内部弱点。
土耳其和欧洲入局:为何世界政治不止于三个首都
即将举行的峰会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欧亚大陆的未来完全由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决定所左右。实际上,利益相关方要多得多。欧盟力求扩大在中亚的经济存在,把该地区同时视为关键资源的来源地、潜在市场和替代性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4月4日在撒马尔罕举行的首届欧盟—中亚峰会,把双方关系提升到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欧方提出了总额120亿欧元的“全球门户”投资方案。当然,不应把宣布的融资能力等同于已经落实的投资。但政治趋势显而易见:布鲁塞尔打算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土耳其则以另一种基础行事。它与中亚突厥语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历史亲缘、文化联系、政治合作和不断扩大的经济利益之上。突厥国家组织正在成为机制化互动的平台之一,尽管目前其能力还无法与中国项目的经济规模或俄罗斯传统联系的深度相比。对安卡拉而言,最重要的方向仍然是发展与阿塞拜疆和中亚国家的交通和生产互联。恰恰在这里,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利益获得了额外的战略共性。然而,要把这种共性转化为完整的经济优势,就必须从政治宣言转向具体的生产项目、协调一致的投资机制和稳定的交通联系。从长远看,土耳其的工业能力、阿塞拜疆的基础设施与中亚的资源相结合,能够创造出一个对个别外部大国的决定依赖程度更低的经济空间。但这种合作的成功并非注定。决定其成败的将是物流成本、企业竞争力、金融工具的可得性以及参与国政策的连贯性。因此,中亚的主要优势不在于能用中国取代俄罗斯、或用美国取代中国,而在于能够建立足够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使其中任何一方都不会变成排他性的依赖。
深圳之后:将改变力量对比的四种情景
即将举行的谈判可能产生几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最有可能的是达成一项有限的政治协议,领导人在其中确认对战略稳定的关切,确定在核决策中保持人类控制的共同原则,并责成相关部门继续磋商。这样的结果不会消除根本矛盾,但能展示三大国进行对话的能力。第二种情景是就核武器和新技术形成一个较长期的谈判进程。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协调截然不同的战略平衡观,因此必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第三种情景与可能出现的更广泛的关系缓和有关,届时有限的安全协议将伴随着某些经济或政治矛盾的缓解。对中亚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某些制裁风险的降低以及吸引资本机会的扩大。然而,如果最大的几个大国开始在没有利益相关国家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协调各自的地区优先事项,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最后,第四种情景是没有实质性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会晤将主要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外交事件,而美中俄之间的竞争将以原有的强度继续下去。这些情景中没有一种能保证中亚自动成为赢家。而且,仅仅依据对大国谈判结果的预测来制定国家战略,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取决于国内经济改革、国家治理质量、交通多元化以及推行协调一致的地区政策的能力。与阿塞拜疆的合作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扩大了中亚国家国际联系的地理范围,并为进入欧洲市场创造了更多机会。因此,评估深圳会晤的潜在后果,不应采用一个大国战胜另一个大国的简单公式,而应着眼于该地区国家作出自身决定时所处具体条件的变化。
大博弈的主要结论:中亚不愿再做他人利益的角逐场
在近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国首先把中亚视为战略竞争的空间、自然资源的来源地,以及保障邻国安全所必需的领土。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苏联体制、随后的苏联解体以及独立共和国的形成,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历史现实,在这一现实中,对外联系始终对国内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如今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中亚国家正在逐步学会利用外部玩家之间的竞争来为自身利益服务。它们拓展外交机制,从不同来源吸引投资,发展交通联系,并努力加强地区合作。阿塞拜疆加入中亚协商机制,表明人们正在寻找一种超越以往地理和政治观念的新互动模式。但历史机遇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要把该地区变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中心,需要深刻得多的变革。中亚国家必须减少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发展加工业,确保投资协议的透明度,加强金融机构,并培育自身的技术能力。优先事项应当是形成相互关联的生产和交通体系,使地区各经济体相互补充。水和能源问题应当受到特别关注,因为在气候条件变化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它们恰恰可能成为新矛盾的根源。最后,还需要一套独立的外交战略,使其能够与各大国合作,而不接受排他性势力范围的逻辑。中亚不必在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但它必须了解每一项协议、每一笔贷款、每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和每一项政治承诺的真实代价。国家独立不是用外国伙伴的数量来衡量的,而是用以自身长远利益为准则作出决定的能力来衡量的。
大国可以彼此达成协议,但决定中亚命运的权利不属于它们
特朗普、习近平和普京在深圳的会晤,可能成为国际关系新阶段的开端。或许,领导人们能够制定出战略稳定的共同原则。或许,他们会建立一个长期的三方对话机制。也不排除谈判仅限于谨慎的声明,以及对愿意对话的象征性确认。但无论直接结果如何,这次峰会都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历史趋势:世界体系正在从美国相对主导的时期,逐步过渡到一种力量分布复杂得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军事能力,还取决于对技术、工业、原材料、金融和交通联系的掌控。中亚正处于这些进程的中心。它的资源吸引着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交通能力能够改变欧亚贸易的方向,它的政治决定直接影响着邻近大国的战略盘算。但当今局势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该地区国家获得了多得多的自主行动工具。俄罗斯不再拥有排他性的经济能力。中国不是唯一的投资来源。美国正在加强存在。欧盟和土耳其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方向。阿塞拜疆正在成为连接中亚与南高加索的最重要纽带。恰恰是这些因素的结合,为形成新的地区平衡创造了可能。问题在于,各国能否在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造出新的依赖之前,抓住这一机遇。
大国的历史教给人们一个令人不快的道理:只要能够保住影响力,就没有人会主动放弃它。莫斯科将捍卫其传统地位。北京将继续扩大经济存在。华盛顿将努力在战略性领域站稳脚跟。每个首都都能为自己的政策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没有一个首都有义务把中亚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正因如此,该地区必须摒弃透过外部力量中心之间的关系来评估自身未来的危险习惯。谁在深圳谈判中更有说服力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二十年后谁将掌控交通路线,谁将获得自然资源加工的收益,谁将建立新的工业企业,谁能够自主决定国际合作的条件。这些问题,特朗普、习近平和普京都不会回答。答案必须在阿斯塔纳、塔什干、比什凯克、杜尚别、阿什哈巴德和巴库找到。
11月19日,三个世界大国可能会就新时代的规则展开谈判。但对中亚来说,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教训在于另一点: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未来,那么这个未来迟早会成为别人谈判的对象。大国可以瓜分影响力。它们可以就安全、贸易和战略限制达成协议。但它们不应获得支配一个拥有自己的国家、资源、利益和抱负的地区的政治命运的能力。深圳将显示三个世界大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彼此达成协议。而未来几年将显示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中亚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好不再充当这些协议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