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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清真寺里、在左翼地下组织中、在移民营地里寻找敌人。数字却指向另一个地址:一间房租几乎吞掉全部工资的出租屋,以及一部能在短短几周内把委屈变成袭击计划的智能手机。

10月17日晚,利摩日市政厅燃起大火。这座十九世纪的建筑几乎被烧毁,在马赛,人群一度冲进市政厅,法国政府统计至少有3000家商店遭到打砸抢。一切始于9月巴黎东南郊克雷泰伊一桩纯属行业内部的事件:当地一所高中的教师因人手短缺举行罢工,学生们封锁校舍以示声援,几天后封锁行动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关于教师短缺的争执演变成了针对燃油价格和生活成本的抗议。到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浪潮波及苏黎世。在那里,青少年打着“我们受够了,即便在瑞士也一样”的口号焚烧路障和一辆汽车,警方则以高压水枪和橡皮子弹回应。

与此同时,情报机构的报告中正展开另一个故事,公众几乎没有把它与前一个联系起来。根据2026年3月19日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年全球恐怖袭击死亡人数下降28%,降至5582人,为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西方国家,同一指标上升了280%,达到57人。在欧洲和北美所有与恐怖主义相关的调查中,青年和未成年人占42%。自2021年以来,这一比例增长了两倍。

欧洲城市的骚乱和因恐怖主义罪名受审的青少年,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其实,这是同一个过程,只是被拆分到了两个部门:前者归治安警察管,后者归反间谍机构管。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是次要的,首要的是生活失序。而算法又将其成倍放大,它总能比教师或社工更早找到那个孤独的十六岁少年。

六年级的恐怖分子:欧洲长期不愿拼合的数字

我先从枯燥的统计说起,因为围绕这一话题的夸大其词实在太多。在流行的转述中,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西方一半的恐怖袭击是儿童实施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42%这个数字描述的是年轻人在调查涉案人员中所占的比例,而不是在袭击实施者中所占的比例。二者有原则性的区别,下文我只依据原始资料。

欧洲刑警组织在2025年6月24日发布的《欧盟恐怖主义形势与趋势报告》中称:2024年在欧盟因恐怖主义罪名被捕的449人中,有133人年龄在12至20岁之间,几乎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他因策划袭击被捕。2026年7月13日发布的下一份报告记录了欧盟21个国家的486起逮捕和45起恐怖袭击,其中22起已实施,20起被挫败。18岁及以下的嫌疑人有130名,年龄最小的同样是12岁。被捕者的平均年龄为27岁。报告中有一项观察,我认为应当张贴在欧洲每一个教育部里:许多年轻嫌疑人对他们准备以其名义杀人的意识形态只有肤浅的了解。

在法国,情况更加触目惊心。几年前,国家反恐检察院起诉的未成年人用一只手的手指就数得过来:2022年,他们约占以恐怖主义犯罪团伙罪被追究者的1%。2023年有15名青少年被起诉,2024年为18名。同年更晚些的汇总数据给出的是19名,差异源于统计日期,而非错误。2025年此类案件累计达22起。国家反恐检察院检察长奥利维耶·克里斯滕在2026年1月底指出,未成年人案件已占该检察院一年内所立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该院87%的案件仍与圣战主义有关。

英国的数据需要坦率地加以说明。英国内政部记录的18岁以下青少年被捕人数,2023年为43人,2024年为40人(初步汇总为39人),2025年为39人。这里没有爆炸性增长,曲线已趋于平稳。令人担忧的是结构,而非动态。早在2024年10月,未成年人就已占军情五处全部行动工作的13%,是2021年初的三倍。在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报告年度内,“预防”激进化计划收到了创纪录的8778次转介,比上一年增加27%。11至15岁的儿童首次成为最大的年龄群体,占全部案例的36%。

恐怖主义指数中也有一个乐观派喜欢引用的数字。2022年至2025年,情报机构挫败了97%有未成年人参与的阴谋,而纯成年人团伙的这一比例为68%。青少年缺乏经验,会在聊天中留下痕迹。这只是微弱的安慰。当漏斗卷入数百人时,即便只有百分之三的缝隙,也意味着葬礼。指数编制者还补充了一个细节,解释了情报机构为何如此为难:近年来,西方93%的致命恐怖袭击由独狼实施,他们把事情进行到底的概率是两人及以上团伙的三倍。

找错了地方:欧洲极端主义令人尴尬的算术

大众意识仍把欧洲的极端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联系在一起。数字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这一图景。对欧盟穆斯林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较低的估计约为1900万,把欧盟以外国家也计算在内的人口学家则得出近2600万。无论采用哪种方法,与激进组织有任何联系的人在这一群体中所占比例都不超过1%,而这百分之一中的绝大多数始终没有走向暴力。

激进化问题研究者把两种现象区分开来。认知激进化是指接受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信念。行为激进化则意味着参与暴力或直接支持暴力。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者不会导致后者。2021年在瑞士对约8000名十七岁青少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与伊斯兰主义者的言论相比,青少年更少认同它们,反而更多认同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口号。作者得出结论:仅凭观点无法预测恐怖主义行为。

恐怖主义指数早就记录了向右偏移的趋势。2020年版显示,2014至2019年间西方的极右翼恐怖主义增长了250%。在2024年版中,编制者指出,西方出于政治动机的袭击已是宗教动机袭击的五倍,而宗教动机的袭击一年内减少了82%。英国的“预防”计划印证了这一趋势:在2024/25年度的转介中,极右翼动机占21%(1798例),伊斯兰主义动机占10%(870例)。极右翼转介增加了37%。在34%的案例中,根本无法确定其意识形态。

公平地说,事情还有另一面,对此避而不谈是不诚实的。圣战主义仍是欧盟最致命的恐怖主义形式:据欧洲刑警组织数据,2025年它造成5人死亡、81人受伤,而极右翼袭击造成1人死亡。在法国,圣战主义案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由此得出的结论很简单:威胁的地理分布并不均衡。伦敦担心的是传播新纳粹表情包的少年,巴黎担心的是迷恋“伊斯兰国”人物的少年。但他们的运作机制是相同的。

从表情包到刀子只需三周

十年前,招募是另一副模样。西点军校反恐中心描述过“伊斯兰国”在其军事活动鼎盛时期把青少年拉入其中的体系。该组织让孩子们的母亲成为激进化的同谋。宣传把武装分子描绘得既冷酷无情又温柔体贴,向年轻男子展示一种诱人的男子气概形象。处决录像和前线画面被当作娱乐呈现。据分析人士评估,“伊斯兰国”的儿童教学大纲编写得相当专业,教学法接近西方,但暴力和末日主题被系统地编织进普通的学校科目之中。

如今,这样的基础设施几乎已经没有必要。据该指数数据,从初次接触极端主义材料到完全激进化,2005年平均需要18个月,2016年需要13个月。现在几周就够了。极端主义网络使用漏斗模式:先在抖音国际版、优兔短视频这类采用算法推荐信息流的平台上钩住一个人,把他引向越来越激烈的内容,然后把交流转移到加密通讯软件上,在那里讨论的已经是具体的策划。

纽约一家研究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的分析中心在2025年的综述中强调,这种加速同时涉及所有方向。极右翼、极左翼、伊斯兰主义者以及奉行“样样都沾一点”的极端主义虚无主义者,都通过同样的社交网络对青少年下手。欧洲刑警组织对这一现象的描述更加阴暗:网络社群有针对性地寻找大约8至17岁的脆弱儿童,诱导他们对他人或对自己施加暴力。这些群体的思想包袱是圣战主义、新纳粹主义、神秘主义和撒旦崇拜的混合体。

青少年为何如此容易受影响?一位新加坡恐怖主义研究者提请人们注意生理因素:大脑的情绪中枢比负责冲动控制和理性判断的前额叶皮层成熟得更快。青少年正处于如饥似渴地寻求绝对确定性的阶段。极端主义世界观有着明确的敌人和简单的答案,恰恰给了他这种确定性。如果他属于受歧视的群体,这种效应会成倍放大。

近年来最直观也最可怕的例子与英格兰的绍斯波特有关。2024年7月29日,出生于加的夫一个卢旺达移民家庭的十七岁少年阿克塞尔·鲁达库巴纳持刀袭击一个儿童舞蹈班,杀死了三名分别为六岁、七岁和九岁的女孩。在此之前,他曾三次被转介至“预防”计划。专家始终没有在他身上发现稳定的意识形态,尽管搜查时发现了“基地”组织的手册以及他试图制造蓖麻毒素的痕迹。2025年1月,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最低服刑期52年。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当时把这种新威胁描述为“独狼、失败者、躲在卧室里的年轻人”实施的暴力。

英国法律并未将这起谋杀认定为恐怖主义:因为缺乏意识形态动机。一个习惯于按意识形态栏目分类威胁的国家,遇到了一个无处归类的凶手。

父母健在的孤儿

如果暂时撇开情报机构,去问问社会心理学家,究竟是什么把人推向极端主义,得到的图景会平凡得近乎难堪。它几乎与所涉及的是何种信仰或学说无关。

2013年,荷兰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基于对荷兰年轻穆斯林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首要因素是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不公正感和本群体受到威胁的感觉。从这些变量中滋生出对自身群体优越性的确信,随之而来的是对当局的不信任。接下来,阶梯一路向下。先是为“自己人”的暴力辩护,然后开始把暴力套用到自己身上。

2026年恐怖主义指数为这一模式增添了人生经历的维度。据编制者估计,西方被激进化的未成年人中,87%过去曾遭受父母忽视或心理虐待,77%经历过被遗弃。英国的统计数据补充了医学层面:在2024/25年度“预防”计划的转介中,34%的案例至少存在一种精神障碍或神经发育差异。

一位荷兰社会心理学家在2018年的综述中得出结论,群体内和群体间的动态,包括网络动态,对激进化的影响大于宗教。激进分子的宗教知识往往贫乏,或者是不久前才获得的。许多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在世俗学校就读,有些人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从这一视角看,原教旨主义是激进化的症状,而不是其原因。

我经历过苏联体系的解体,对这种机制并非从专著中得知。当熟悉的秩序崩塌时,最先寻找立足之地的是十七岁的少年。有人在体育或学业中找到了它。另一些人则抓住任何一种宣称他们正确、世界有罪的学说。

镜像之敌:伊斯兰恐惧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如何相互培育

感受到社会的敌意是激进化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由此得出一个令人不快的结论:西方日益增多的反伊斯兰言论,既是对穆斯林青年激进化的反应,也是其原因之一。

2021年,一位土耳其社会学家在比利时、德国、法国和荷兰对年轻穆斯林和右翼激进运动参与者进行了160次深度访谈。两个群体走向激进化的原因相似。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疏离,再加上对政治的不信任,而根本不是文明差异。两个群体都用自己能够使用的语言表达不满。对穆斯林来说,那是荣誉和宗教的语言;对欧洲本土居民来说,那是民族主义和仇外的语言。研究者把二者之间的动态称为“共同激进化”:冲突在相互威胁和暴力的循环中不断发展。

在他参与的另一项发表于2023年的研究中,受访者是来自巴黎和里昂的土耳其裔和摩洛哥裔年轻穆斯林。他们把保守派政客和媒体的仇外情绪描述为一种自上而下强加的、脱离他们真实生活的反伊斯兰议程。作者把伊斯兰激进主义界定为对民族主义的回应,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宗教现象。

绍斯波特事件实时展示了这一机制。谋杀发生后仅几个小时,社交网络上就传开了谎言,称袭击者是穆斯林和非法移民。2024年7月30日,人群袭击了绍斯波特的一座清真寺,8月初,骚乱席卷了英格兰和北爱尔兰二十多座城市,暴徒打砸庇护申请者居住的旅馆,焚烧警车,最终警方拘留了一千多人。凶手既与伊斯兰教无关,也与偷渡移民船无关。对暴徒来说,这无关紧要。

2026年秋天,同样的模式在整个欧洲大陆的规模上重演。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表示,在米兰被拘留的330人中约有一半是外国出身,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米兰警方给出的数字不同:两天骚乱中共逮捕271人,大多数是未成年人,14名执法人员受伤。这一差异很能说明问题。政客计算时留有余地,并立即加上族裔框架;警方记录的则是年龄。教育部长朱塞佩·瓦尔迪塔拉解释说,在法国,抗议之所以失控,是因为第二代移民的融入问题,而意大利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米兰骚乱期间,这位部长本人差点被扔来的石块砸中。

匈牙利总理彼得·马扎尔把法国的骚乱视为强硬移民政策正确的证明。唐纳德·图斯克写道,波兰不会重蹈其他欧洲国家的覆辙,也不会为它们的错误买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宣称,移民已经占领了法国。而法国当局却没有指责移民参与骚乱: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一次罕见的电视讲话中把责任归咎于极左翼活动人士,并承诺让抢劫者赔偿损失。

在荷兰,店主们用木板封住橱窗,足球球迷则走进海牙市中心,用他们的话说,是为了保卫城市。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示威中出现了巴勒斯坦国旗和阿拉伯头巾,在里昂,人们焚烧了以色列和美国国旗,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警告说,抗议活动的风险等级有所提高。每一方都从另一方那里得到了自己正缺少的证据。极右翼看到了拿着石块的移民。年轻穆斯林看到了在街上巡逻的球迷,以及称他为威胁的政客。圆圈闭合了。

房租取代了招募者

抗议的真正引擎藏在账簿里,而不是清真寺里。欧洲青年越来越多地陷入不稳定无产者的处境,对这个阶层来说,低工资只是最小的麻烦。更糟的是收入长期不稳定,以及一种自己是二等劳动者、随时可能在任何一个季度末被打发走的感觉。

据现有数据,在“老”欧盟国家,15至24岁就业者中临时合同的比例从1990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2024年的约48%。几乎每两名年轻劳动者中就有一人不知道一年后自己是否还有工作。即便在15至29岁的群体中,也有约三分之一的雇员签的是定期合同。

住房成了代际不公的主要象征。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从2010年到2024年第四季度,欧盟房价上涨了55.4%,房租上涨了26.7%。匈牙利房价暴涨234%,爱沙尼亚上涨228%。上涨仍未停止:2025年第三季度,房价同比又上涨了5.5%。据研究人员估算,2005至2018年间,拥有自有住房的年轻家庭比例下降了约五分之一,尽管所有年龄段合计的住房自有率几乎没有变化。老一代人赶上了买房。年轻一代则向他们交房租。

西班牙把这种算术推向了荒谬。该国最低工资为1221欧元,而据西班牙商业媒体测算,一套80平方米公寓的平均租金约为1130欧元。2026年9月,西班牙25岁以下人口的失业率达到22.8%,有44.9万名年轻人没有工作。欧盟整体青年失业率升至15.5%,欧元区总体失业率保持在6.5%,为2024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意大利9月通胀率达到4.2%,而欧元区平均水平为3.8%。

87岁的玛丽卡门·阿瓦斯卡尔成了西班牙抗议的象征。她被人用担架从自1956年起一直居住的马德里公寓里抬出,被驱逐两周后去世。太阳门广场上的帐篷营地坚持了数周,类似的营地也出现在里斯本和波尔图,口号是“付不起房租?那就带上帐篷”。议会否决了政府的住房措施,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宣布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大选。工会定于11月11日举行十四年来的首次总罢工。

经济悲观情绪不一定直接冲击个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即便没有触及某个具体家庭,也会催生不公正感,而研究表明,这种感觉会增加人们相信阴谋论和投票支持极右翼的倾向。马德里营地里一位二十岁的女服务员对记者说,她几乎全部工资都用来交房租了,她的大多数同龄人也都这样生活。这对任何招募者来说都是现成的原料,从新纳粹分子到哈里发国的布道者,无一例外。

穆罕默德、耶稣和希特勒出现在同一个信息流里

上述因素在穆斯林群体之外同样起作用。瑞士研究人员在2021年发现,基督教宗教归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极右翼观点的形成。原因在于历史:战后关于“基督教西方”的话语把信仰变成了民族认同的标志。德国选择党热衷于利用这一叙事,承诺保护基督教文明免受伊斯兰教的侵袭。

在美国,2017年的一项研究描述了“怀旧式剥夺感”,即因记忆中甚至完全是想象中的往昔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而产生的失落感。美国极右翼把人口和文化变化描绘成对民族认同的威胁。镜像机制也在穆斯林青年中起作用,他们在对现实失望的背景下,试图在本群体某种理想化、纯化版本的“复兴”中寻找自我。

“大置换”理论把这些恐惧串成了一个统一的故事,并为其提供了武器。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一名枪手在两座清真寺杀害了51人,留下一份提及“置换”的宣言。2022年5月14日,美国布法罗一名十八岁的枪手杀害了十名在超市购物的黑人,依据的也是同一套说法。在同一个信息流里,还有崇拜向女性复仇的非自愿独身者,以及把暴力当作美学的虚无主义者。专家为此发明了一个术语:“大杂烩式极端主义”。青少年像编排播放列表一样,用碎片拼凑出自己的世界观。

为什么这一切恰恰发生在现在?过去十年里,在欧洲去工业化的城市中,成长起了一大批正经历社会地位下降及随之而来的身份危机的年轻人。恰恰在同一时期,带有算法推荐信息流的智能手机成了生活必需品。在此之上,以往被排斥在边缘的关于独特受害者身份和文明威胁的言论进入了政治主流。所有这些线索汇聚到了同一代人身上,而且是同时汇聚的。

通过不确定性和不公正感走向激进信念的心理路径几乎完全相同,无论这个年轻人引用的是《古兰经》、《圣经》、非自愿独身者论坛,还是“大置换”支持者的宣言。区别在于社会的视角。一些不满被承认为正当的政治问题,另一些则直接被划归安全部门处理。在那位土耳其社会学家的访谈中,一位因住房优先分配给难民而愤愤不平的鹿特丹居民,和一位厌倦了媒体把她的头巾视为威胁的巴黎女子,描述的本质上是同一种经历。前者被称为忧心忡忡的选民。后者则被称为潜在的极端分子。

谁在别人的火灾中收割

任何暴力浪潮都有受益者。在法国,极左翼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支持抗议,而要求恢复法律和秩序的玛丽娜·勒庞则可能成为这场混乱的最大受益者。梅洛尼政府向米兰增派了500名军人,为其移民议程拿到了一幅完美的画面。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宣称,加入反腐败“火烈鸟”运动的学生是被意识形态洗脑、已被激进化的“反法西斯”运动支持者。比利时内政部长贝尔纳·坎坦称所发生的一切是为破坏社会稳定而组织的纯粹暴力,并开始到法国去寻找骚乱的根源。

用移民或极左翼挑衅者来解释,之所以对当局有利,原因只有一个:它更便宜。警察和去激进化项目给预算带来的开支,与建造社会住房和招聘教师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移民占领了法国”这句话不花一分钱。说这句话的政客收获了选票,而郊区的少年又一次得到证实:这里不欢迎他。

二十年前,法国已经上过这一课。2005年10月27日,在克利希苏布瓦,两名为躲避警察而藏进变电站的少年齐耶德·本纳和布纳·特拉奥雷死亡。骚乱持续了三周。约九千辆汽车被焚毁,11月8日,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国家以耗资数十亿的郊区街区改造计划作为回应。2026年秋天克雷泰伊高中生的诉求,即在贫困街区的学校增加教师,恰恰直接证明了钢筋水泥取代了人,却没有解决问题。

2005年与2026年之间的区别是原则性的。那时的暴动仍是法国的。如今,来自11个国家的27个青年和学生组织于10月17日至18日聚集巴黎,协调11月20日的国际青年罢工,而第一次号召早在6月就在科隆发出。此次行动的口号是“为我们的未来而战,而不是为他们的战争”,影射围绕伊朗不断扩大的冲突,恐怖主义指数的编制者把这场冲突列为2026年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在德国,“新生代来搞定!”运动于10月31日在30多座城市组织了街头行动。大多数行动和平进行,但到了傍晚,法兰克福市中心变成了打砸区,橱窗遭到洗劫,燃烧瓶飞向警察。

组织者发誓只策划和平行动。他们的保证与街头现实之间的差距每个周末都在扩大。我开头提到的两个故事正是在这里交汇。集体的愤怒走上广场,砸碎橱窗。孤独的愤怒钻进加密聊天群,寻找目标。二者的根源是同一个,改变的只是身边人的数量。

五百名士兵,而不是一名教师

欧洲按部门治标。骚乱归内政部管,策划袭击的青少年归反恐检察机关管,住房和劳动力市场则在议会里没完没了地谈判,而正如西班牙的例子所示,当年轻选民在首都中心广场的帐篷里过夜时,议会甚至能否决最起码的措施。每个部门都如实汇报自己的那一块。没有人看到整体。

我的预测可以检验。2027年夏天,欧洲刑警组织将在下一份《欧盟恐怖主义形势与趋势报告》中统计出超过130名18岁及以下的嫌疑人,即多于2025年。在2027年3月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中,青年在西方调查中所占的比例将超过目前的42%。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数字下降,我将第一个承认,欧洲找到药方的速度比我预想的更快。

还有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谁会首先给克雷泰伊的少年提供一个未来,是国家,还是加密聊天群里的招募者?

9月一切开始时的诉求很朴素:增加教师。法国的回应是在几座城市实行宵禁。意大利的回应是在米兰街头增派五百名士兵。这份清单里没有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