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失去了多数,艾森科特没有得到政权,而组建下一届政府的钥匙,却落到了双方都发誓绝不让其进门的那些政党手中。
10月27日晚,在“亚沙尔”党位于特拉维夫的竞选总部,加迪·艾森科特要求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晚就宣布退出政坛。这位前总参谋长在支持者的掌声中发表讲话。最初的出口民调显示他的阵营占优,投票率达到77.7%,为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看上去国家终于对总理投出了不信任票。几个小时后,数字开始朝相反方向移动。到10月29日星期四晚,中央选举委员会完成计票,以色列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所有人都输了的局面。
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在120个议席中获得53席。艾森科特的反对派阵营获得48席。阿拉伯政党获得创纪录的19席。组建政府需要61票,而两个阵营中没有一个能够在不违背自身竞选誓言的情况下凑够这个数。
二十五年来动员程度最高的选民,产生了同一时期瘫痪程度最深的议会。
出口民调改了主意的那一夜
动员的规模值得记住,因为正是它解释了僵局。在730万合格选民中,约570万人前往投票站。选民在12000多个投票站从36份名单中作出选择。以色列人投票时仿佛一切都取决于这一天,结果得到的议会,却几乎不取决于他们的选择。
利库德集团以27席再次成为最大党团。这个数字只有与对手相比才显得像是胜利:2022年,内塔尼亚胡的政党拿下32席,其整个执政联盟拿下64席。如今该阵营只有53席,四年间减少了11席。右翼阵营其余的26个议席,由极端正统派的沙斯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伊塔马尔·本-格维尔的犹太力量党,以及比撒列·斯莫特里赫的宗教锡安主义党瓜分;斯莫特里赫首次与本-格维尔分开参选,转而与摩西·费格林的身份党结盟。
艾森科特的“亚沙尔”党获得21席。纳夫塔利·贝内特与亚伊尔·拉皮德联手组建的“携手”联盟获得12席。亚伊尔·戈兰的民主党人获得8席,阿维格多·利伯曼的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获得7席。
这里隐藏着反对派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真相。自7月起,“亚沙尔”党在民调中一直稳定领先利库德集团。8月25日的一项民调显示,44%的以色列人认为艾森科特更适合担任总理,支持内塔尼亚胡的为34%。竞选静默期前的最后几次民调都将“亚沙尔”党排在首位。而实际上,利库德集团领先它6个议席。社会学家再一次低估了沉默的右翼选民:他们不爱接民调中心的电话,却总是按时出现在投票站。
以色列有过此类失误的经典先例。1996年5月,全国人民在出口民调预测的总理西蒙·佩雷斯的名字下入睡,醒来时却发现内塔尼亚胡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直选。三十年后,同一个人再一次度过了一个数字改主意、转而对他有利的夜晚。
计票并未就此结束。周四,选举委员会拆开了所谓的“双层信封”,即军人、外交官、住院病人以及其他不在本人所属投票站投票的选民的43万至48万张选票。这些选票改变了平衡:阿拉伯政党从17席增至19席,艾森科特阵营和内塔尼亚胡阵营各失去一席。选举结果预计于11月4日前正式认证。此后,总统伊扎克·赫尔佐格将开始与各党团磋商。
没有人愿意碰的十九个议席
本次选举的头号事件不是内塔尼亚胡与艾森科特的对决,而是阿拉伯街头。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约占人口的21%,其中许多人自称该国的巴勒斯坦公民。多年来他们一直抵制选举,认为投票等于为一个视他们为二等公民的体制赋予合法性。2022年,阿拉伯选民投票率勉强过半,2021年曾跌至约45%。
据初步估计,这一次约有80%的阿拉伯选民前往投票。萨赫宁的投票率为86.8%,卡夫尔卡西姆为84.9%,贝都因城镇拉哈特为82%,库赛法为81.2%。此前阿拉伯议员人数的纪录是15席,创于2020年3月,当时所有阿拉伯政党组成统一的联合名单参选。如今,两股分立的力量拿到的席位,比当年的统一名单还多。
这场动员的引擎是内塔尼亚胡亲手打造的。他的竞选活动建立在对阿拉伯选票的恐惧之上。10月,东耶路撒冷挂出了利库德集团的广告牌,口号让选民在右翼和巴勒斯坦之间作出选择。总理公开用曼苏尔·阿巴斯和艾哈迈德·提比组建的政府来恐吓支持者。投票日当天,他、斯莫特里赫和本-格维尔争相警告说,阿拉伯人正在大规模前往投票站。这一手法并不新鲜:2015年3月,内塔尼亚胡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一段称阿拉伯选民正成群结队赶去投票的视频赢得选举。十一年后,同一根杠杆同时作用于两个方向。右翼选民被动员起来了,但阿拉伯选民被动员得更彻底。
投票结束后,利库德集团更进一步。该党宣称阿拉伯政党通过贿选、恐吓和伪造选票窃取了选举,并称已向警方、辛贝特和选举委员会提交了数百份证据。选举委员会回应称,未发现系统性舞弊的迹象,正在逐一处理个别投诉。选举委员会代理总干事迪恩·利夫内具体说明,因涉嫌贿选而被拘留的人是在自家附近被抓获的,当时他们还没到投票站。
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比任何法律程序都更重要。“选举被窃取”的叙事,一方面让右翼选民为重新投票的情景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在谈判开始之前就让任何与阿拉伯政党的联合在政治上变得有毒。
阿拉伯政党本身开出的条件各不相同。曼苏尔·阿巴斯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拉姆党愿意加入反对派政府。由优素福·贾巴林领导的哈达什党所在的联合名单,则愿意在不接受部长职位的情况下从外部支持这样的内阁。按一种统计,拉姆党获得8席,联合名单获得11席;按依据选举委员会最终数字的统计,二者比例为7比12。两种情况下总数都不变,均为19席。
阿巴斯拥有以色列历史上任何一位阿拉伯政治家都不曾有过的经验。2021年,拉姆党成为第一个正式加入执政联盟的独立阿拉伯政党,即加入贝内特和拉皮德的政府。作为交换,阿巴斯为阿拉伯城镇争取到一项规模约300亿谢克尔的政府发展计划。该联盟一年后即2022年6月解体,但先例留了下来。
不过,2026年的阿巴斯与2021年的阿巴斯说话的方式已经不同。在一次竞选演讲中,他宣称巴勒斯坦国是存在的,并呼吁结束占领。他同时遭到了内塔尼亚胡和艾森科特的严厉驳斥。这个反对派离开他就无法上台的伙伴,正在公开抽走本应依靠他的那个人脚下的地基。
犹太政党以统一战线作出回应。除戈兰的民主党人外,所有犹太政党都排除了与阿拉伯名单组成联盟的可能。“亚沙尔”党候选人利安·波拉克-大卫在选举当晚解释说,没有任何一个极端正统派政党或阿拉伯政党认同她所在政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戈兰则逆流而行:他宣布内塔尼亚胡已经落败,因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加上阿拉伯政党构成了多数。从形式上看,他是对的。从政治上看,他孤身一人。
利伯曼的算术:究竟是谁扼住了反对派的咽喉
让我们算一算反对派领导人宁愿不说出口的那笔账。艾森科特阵营48席,加上阿拉伯政党19席,共67席。这是可观的多数,前提是不从中减去利伯曼。没有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的7席,就只剩下整整60席。如果贝内特的“携手”联盟也离开,就只剩下55席。
讽刺之处在于,“变革政府”的命运掌握在一位世俗鹰派人物手中,而他的政治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对阿拉伯议员的强硬言辞建立起来的。不过,利伯曼2021年就曾与拉姆党同在一个内阁。领导那届内阁的正是贝内特。两人都清楚这样一个联盟的代价:右翼选民始终没有原谅贝内特与阿巴斯结盟,他的亚米纳党分崩离析,他本人也于2022年退出政坛长达四年。对那段经历的记忆,比任何算术都更有分量。
不过,据现有消息,艾森科特的竞选总部正在认真考虑另一条路。以色列政府获得批准并不需要61票,只需出席议员的简单多数即可。艾森科特阵营48席加上拉姆党的7至8席,共55至56席,对阵内塔尼亚胡的53席。如果联合名单投弃权票或赞成票,少数派政府即可通过。先例就在不久之前:2021年6月13日,贝内特和拉皮德的内阁以60票对59票、1票弃权获得议会信任。
这样的政府将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任何关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或安全部门预算的表决,都会变成来自右翼或阿拉伯一翼的要挟。在一个领土问题决定政治议程的国家,一个无法在议会通过任何领土决定的内阁,注定撑不了多久。
一旦拥抱便再难起身
第二种情景在纸面上最合逻辑,在现实中却最不可能。利库德集团27席加上“亚沙尔”党21席,共48席。再加上贝内特的“携手”联盟就是60席,加上利伯曼则是67席。一个不包括极端正统派和极右翼的民族团结政府将拥有稳定多数。
两位总统在为这一方案出力。早在选举前两周,耶路撒冷就有消息称,赫尔佐格担心经济后果、预算无法通过以及社会分裂加深,正在为出现僵局时组建团结政府铺路。总统办公室当时断然否认。选举结束后,这一话题再度浮现。
第二位总统坐在华盛顿。唐纳德·特朗普公开介入了这场竞选:10月18日,他表态支持内塔尼亚胡,称其为“伟大的战时总理”,并将2月对伊朗的联合打击归功于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希望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但有一个重要的保留条件:他无法忍受本-格维尔,对斯莫特里赫也极为反感。华盛顿把极右翼挤出去、耶路撒冷把中间派拉进来,这样的组合在理论上可以拼好这幅拼图。
在实践中,这幅拼图却因两个原因拼不起来。第一个原因是艾森科特。选举前不到一周,他发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中任职,包括轮值。他的整个竞选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他是唯一能够取代这位恋栈总理的真正选择。违背这一承诺,就等于重蹈那个曾与艾森科特同在一份名单上的人的覆辙。
以色列经历过两次轮值。1984年,联合阵线获得44席,利库德集团获得41席,西蒙·佩雷斯与伊扎克·沙米尔商定轮流出任总理,协议得到履行:佩雷斯执政至1986年,沙米尔执政至1988年。36年后的2020年,本尼·甘茨与内塔尼亚胡签署轮值协议,按约定他应于2021年11月出任总理。政府在2020年12月因预算问题倒台,甘茨始终未能坐上那把椅子。艾森科特于2022年加入甘茨的政党步入政坛,2023年10月与甘茨一起进入战时内阁。同年12月,艾森科特的儿子加尔在加沙阵亡。2024年6月,他们的联盟退出了政府。指望这个人相信内塔尼亚胡的承诺,等于不了解他的经历。
第二个原因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周三晚上,他在利库德集团总部感谢了“忠诚的伙伴”,并呼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右翼政府。然而据以色列记者报道,直到第二天中午,他都没有给这些伙伴打过一个电话。总理让两扇门都虚掩着,却哪一扇也不走进去。
伊朗按钮:作为联盟外交工具的战争
唯一能够打破双方誓言的力量,是外部威胁。以色列政治中存在这一机制最纯粹的形态:2023年10月11日,即哈马斯发动袭击四天后,甘茨和艾森科特加入了内塔尼亚胡的紧急政府,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称这位总理是对民主的威胁。一场新的对伊朗战争,可能重现同样的逻辑。
在这里,背景比任何声明都重要。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了为期十二天的空袭。八个月后的2026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联合打击;3月,在对伊战争期间,就连针对总理的刑事审判也被暂停。据以色列和美国媒体报道,今年秋天,内塔尼亚胡曾力促特朗普在10月27日之前恢复打击。特朗普拒绝了:10月9日,他表示在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华盛顿不会攻击伊朗,白宫新闻秘书安娜·凯利随后重申了这一立场。总理办公室否认了向白宫施压的报道。投票前不到两天,以色列电视台报道了内塔尼亚胡与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之间前所未有的冲突。
内塔尼亚胡竞选活动的最后论点是:特朗普准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但只会与他一起。选民听到了这一论点,却没有给总理多数。
时间线提示了值得关注的方向。美国对打击的否决与11月3日挂钩。这一日期过后几天,华盛顿便摆脱了国内的约束,而这恰恰是赫尔佐格开始磋商的时候。看守总理保留着对军事决策的完全控制权。如果以色列在11月或12月再次陷入对伊朗的战争,要求艾森科特“搁置分歧”的压力将是巨大的,而拒绝则会被视为临阵脱逃。
内塔尼亚胡的批评者当然会把这样的行动称为以地区大火为代价挽救个人政治生涯的企图。艾森科特本人在选举当晚就表示,内塔尼亚胡是一位没有授权的临时总理,军队应当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政府首脑服务。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对此作出了严厉驳斥。这番交锋揭示了要害:在权力真空期间军队听命于谁,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议题。
不会出现的倒戈者
第三种情景设想内塔尼亚胡把右翼人士从艾森科特阵营中拉过来。天然的人选是贝内特和利伯曼。两人都是鹰派,历史上都与利库德集团关系密切:贝内特曾担任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主任,利伯曼则在内塔尼亚胡第一个任期内担任过总理办公室总干事。
然而,两人都是打着赶走内塔尼亚胡、要求极端正统派服兵役的旗号参加竞选的。后一点使他们与沙斯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水火不容。正是因为兵役法案,圣经犹太教联盟于2025年7月退出政府,几天后沙斯党也离开内阁,只保留了执政联盟的形式成员身份。
剩下的是替换方案:用贝内特和利伯曼取代极端正统派。算术断送了这一方案。利库德集团27席,加上犹太力量党和宗教锡安主义党,按初步分配两党合计约12至13席,再加上贝内特和利伯曼的19席,共约58至59席。距离61席尚差几席。再也找不到可以加进来的人了。
还有一个镜像式的、几乎无人讨论的情景:极端正统派倒向艾森科特。“亚沙尔”党阵营48席,加上沙斯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按不同统计两党共有12至14席,合计60至62席。竞选期间曾有报道称,艾森科特并未完全排除与沙斯党合作的可能。沙斯党领袖阿里耶·德里的回答简短明了:他的政党支持内塔尼亚胡,仅此而已。即便德里改变主意,贝内特和利伯曼也不会坐进一个放弃征召犹太经学院学生入伍的内阁。
两种镜像情景都死于同一种病。以色列僵局隐藏的轴线,既不在左右之间,甚至也不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它穿过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数以万计的年轻极端正统派信徒,是否有义务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的军队中服役。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任何不包括阿拉伯政党的联盟,都需要那些在这个话题上无法共处一室的人结成同盟。
八年内的第七次选举:为何僵局对总理有利
如果没有一种情景奏效,默认的结果将是重新选举。自2019年4月以来,以色列人已经投票六次:2019年4月和9月、2020年3月、2021年3月、2022年11月、2026年10月。第七次投票将成为对以色列议会民主模式本身的判决:在这一模式下,没有一个阵营能够获胜,而失败者也没有义务离开。
程序拖得很长,而每一天都对现任总理有利。选举结果认证后,赫尔佐格有一周时间指定一名议员组阁。候选人有28天时间,还可再延长至多14天。此后,总统有权把授权转交给另一名候选人,或把问题交还议会,议会有21天时间,只有在此之后议会才会解散,新一轮选举约在90天后举行。而在整个过程中,内塔尼亚胡始终以看守总理的身份掌握着行政权力的全部杠杆。
总理押注于重新投票,基于三项可以用历史来检验的盘算。
第一项盘算涉及阿拉伯选民的投票率。2020年3月创下15席的纪录后,阿拉伯选民因为选票没有转化为影响力而失望,2021年3月的投票率降至约45%。如果2026年的19席再次改变不了什么,失望情绪可能重演。犹太政党的说法本身就在暗示这一点:你们的选票会被计算,但不会让你们进政府。
第二项盘算与海外侨民有关。据中央统计局数据,约有81万拥有投票权的以色列人居住在国外。以色列不允许在境外投票。从2023年反对司法改革的抗议中发展起来的“飞回去投票”倡议组织了大规模的包机回国,据其估计约有67000人回国投票,约相当于一个半议席,而且看起来大多数人投票反对内塔尼亚胡。选举前从伦敦出发的机票价格高达6000英镑。半年后,能够重复这一壮举的人寥寥无几。值得注意的是,利库德集团曾试图在法庭上以不当干预为由挑战这一倡议,最后只是在妥协框架下才撤回了诉讼。
第三项盘算是分散的右翼选票。几个右翼名单未能跨过3.25%的门槛。在重新选举中,它们要么不再参选,要么得票更少,其选民将流向利库德集团及其盟友。对于一个只差八个议席的阵营而言,每一个被浪费的百分点都至关重要。
这一押注也有代价。看守政府只能依靠延续上一年的预算维持运转,无法启动大型项目,还可能面临艾森科特已经开始提出的合法性问题。刚刚在一年内经历两场对伊朗战争的以色列经济,将为不确定性买单。
总统这个人物值得特别关注。赫尔佐格同时握着两把钥匙。第一把是决定由谁组阁的权力。第二把是内塔尼亚胡在2025年11月底、在他本人涉嫌受贿、欺诈和背信的刑事审判过程中提交的赦免请求。特朗普曾多次公开呼吁赫尔佐格赦免这位盟友。2026年4月26日,总统表示,在考虑请求本身之前,应当先穷尽双方在法庭之外达成和解的努力。一个决定着内塔尼亚胡政治前途的人,同时也在决定他的法律命运。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重合。
从巴库看:以色列的权力真空将在里海引起怎样的回响
对阿塞拜疆而言,以色列的僵局绝非纸上谈兵。10月14日,即选举前两周,赫尔佐格身在巴库,在一个亚洲地区论坛期间会见了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和巴林外交大臣,讨论扩大亚伯拉罕协议。阿塞拜疆石油仍是以色列能源安全的支柱:据一些估计,它约占以色列石油进口的40%,据另一些估计,在个别年份高达65%。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持有塔玛尔气田10%的股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巴库与耶路撒冷的伙伴关系经历了以色列历届政府而不衰:左翼的、右翼的、中间派的,以及与拉姆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这一关系的稳定性,并不取决于谁坐在总理办公室,而取决于阿塞拜疆边界以南发生的事情。一位没有授权的看守总理把手放在伊朗按钮上、把战争视为打破组阁僵局的手段,这样的情景直接关系到一个与伊朗有数百公里共同边界的国家。团结政府,或者由艾森科特这位以谨慎而非冒险著称的前军人组建的内阁,对地区而言意味着更少的动荡。耶路撒冷旷日持久的权力真空则意味着相反的结果。
由此还能得出另一个结论。在以色列政局不稳、美国选举热潮和伊朗周边动荡的背景下,阿塞拜疆仍是以色列为数不多的、政策可以预见多年的伙伴之一。在一个盟友随选举改变方向的地区,可预见性本身已成为一种战略资产。
作为政治技术的僵局
我的预测如下。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4日前公布的最终数据,不会使各阵营的力量对比变动超过一个议席。如果阿拉伯政党推荐艾森科特,他获得的推荐数将超过内塔尼亚胡的53个,但赫尔佐格衡量的不是签名数量,而是成功的可能性,因此11月15日前首先获得组阁授权的将是内塔尼亚胡。到2026年12月底,他将无法凑齐由61名议员组成的联盟。第26届议会在2027年2月底之前不会批准任何政府,下一次选举将在2027年4月至6月间举行。如果预测出错,最可能的原因是对伊朗的战争,它将迫使艾森科特违背所有誓言加入团结政府。
还剩下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当19名阿拉伯议员意识到,创纪录的投票率为他们换来的只是旁观犹太政党商定重新选举的权利时,他们会怎么做?
10月27日的选举原本被设想为2023年10月7日之后关于内塔尼亚胡的一次全民公决。以色列人对他的执政联盟说了“不”,对他的对手说了“不确定”。这位国内最老练的政治家累计执政19年,在把这样的回答转化为延长自身授权方面,他比任何一位在世的政治家都更擅长。
10月28日夜里,艾森科特要求内塔尼亚胡在天亮之前退出政坛。10月30日早晨,内塔尼亚胡依然领导着以色列政府,有权召集内阁、批准军事行动,并决定何时再次让飞向伊朗的战机升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