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史上规模最大的制裁名单,结果却是最粗疏的一份,也是对那个国家最有利的一份:没有它,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撑不过一个季度就会停转。
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欧盟各国外长齐聚卢森堡,几乎未经争论便批准了对俄罗斯的第22轮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宣布,这是自2022年以来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数字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新增1569个制裁对象,其中俄罗斯企业826家,个人743名。一天之内,针对乌克兰问题的制裁机制总名单增至近4600项。
两周之后,这项纪录的另一面显露出来。理事会第2026/2279号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决定,仅用两段模板化的表述,就为全部一千五百余个对象的列名提供了理由。名单上的部分工厂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多年。743名自然人既无出生日期,也无护照号码。一家银行已经冻结了一名调查记者的工资汇款,仅仅因为他与名单上的某个对象同姓。826家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中国企业。
最后这一点,分量比所有笔误加起来还重。2025年,在被七国集团列为军工生产关键物资的商品中,俄罗斯进口的84.6%来自中国。三年前的2022年,这一比例为54.3%。欧洲写出了本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份制裁文件,却在其中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对手的头号供应商。
两句话决定一千五百个命运:布鲁塞尔如何按模板批量制造敌人
先作一个坦诚的说明。在任何长达数百页的规范性文件中,技术性错误都在所难免,欧盟理事会也定期发布制裁条例的勘误。这本身并不构成丑闻。丑闻始于错误不再是偶然,而是形成了一套体系,人们可以据此还原这份文件的生产方式。
先看列名理由。迄今为止,几乎每一轮制裁都会为每个新增对象单独写一段说明:为什么偏偏是这家工厂、这位总经理、这位银行家。这些段落或许套路化,却是逐个撰写的。而在第2026/2279号决定中,1569个个人和组织只对应两段格式化的表述。其中主要一段的大意是:该组织被列入俄罗斯政府近期编制的国防工业企业名录,因而有资格获得国家补贴。实际上,欧洲规模最大的制裁名单,其来源竟是一份俄罗斯政府文件。
接下来是一场语言考古。在历轮制裁中,所有法人的名称第一次无一例外地采用逐字音译。而且所用的并不是企业自己在俄罗斯统一国家法人登记簿中填报的写法:俄罗斯组织在注册时须提交俄文全称和简称,以及英文自称,以往制裁的欧洲起草者也常常采用这一写法。如今,名称中连大写字母都消失了。过去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现象,现在却成了整批数据的通则。
最先剖析这份文件的调查人员发现,大多数名称采用的是某个流行编程语言音译库的规则,随后又删去了软音符号对应的撇号。人名则按照美国地名委员会与英国常设地名委员会联合制定的标准拼写,但远非处处如此,且时有偏离。同一份文件中至少并存着两套罗马化体系,而选择哪一套毫无章法可循。
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藏在地址里。“涅瓦铁氧体”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圣彼得堡红村市自由街50号,邮政编码198320。到了欧洲文件里,邮编丢掉了首位数字,变成98320。“红村”被写成一个同时含有“城市”和“村庄”两个英文单词的混合体,也就是说,起草者按意思翻译了“村”这个按规则不应意译的词,同时又把它既称作城市又称作村庄。而“自由街”却仍保留为音译,尽管按同样的逻辑,它本应被意译出来。人工译者会选定一种策略,脚本也会选定一种策略。如此前后不一,正是生成式模型的典型特征:它在每一行都重新解一遍题。
“技术克里姆”封闭式股份公司的英文版地址中,乌德穆尔特共和国被写成了一个怪异的杂糅体:俄语形容词的音译之后,又接上英语“共和国”和一个多余的“的”字结构。该地区的规范英文名称本应简洁得多。普通机器翻译不会产生这样的杂交品种。但用大型语言模型的工作方式却很容易解释: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在预测下一个词元。俄罗斯的大多数共和国在英文中都写作“某某共和国”的“共和国在前、地名在后”结构,比如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见过成千上万个此类结构的模型,会惯性地在不需要的地方补上那个介词。
同一系列中还有一个细节:“卡利诺夫斯克化工厂股份公司”的名称中,“股份”一词内部先嵌入了一个拉丁字母,接着整个音节也由拉丁字母拼写,与西里尔字母连成一体。字母表混用在制裁名单中并非首次出现,但过去的样子不同。忘记切换键盘布局的人,会用外形相同的拉丁字母代替西里尔字母:肉眼看不出,计算机却能识别。而这一次,混用波及的是两种字母表中外形迥异的字母,乃至整个音节。分析文章的作者们正确地指出,正是这种杂交体,常常出现在需要同时处理多种语言的神经网络输出之中。
最后一笔是网址。某科研生产联合体的网站在文件中被写成了“执照-国家”字样的拉丁转写,后缀则是将西里尔字母域名“.рф”机械转写而成的两个拉丁字母。这样的顶级域名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西里尔字母域名在拉丁字符环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编码方式。那个以“执照-国家”为名的网站同样不存在。算法以音译街道名称时的那份机械认真,把一个互联网地址也音译了。
神经网络之说仍是基于间接迹象的推断,布鲁塞尔有权提出异议。只是间接迹象太多,而且彼此吻合得太好。情形大致如此:机关接到任务,要把俄罗斯国防企业名录转换为欧洲法律文件,于是交给一个语言模型去做;模型用一个流行的程序库写了脚本,部分条目又由它自己补完;结果未经逐行核对就通过了法律审核。动机不难理解。7月23日通过的第21轮制裁只有218个对象。两个半月后,却需要处理七倍于此的数量。而欧盟委员会负责制裁的部门,人员编制并没有在一个夏天里增加七倍。
俄罗斯军工的死魂灵:欧洲制裁了不存在的工厂
音译上的粗疏令法律人士恼火,事实上的错误则动摇了文件的根本意义。
被列入制裁的有联邦国库企业“新西伯利亚测量仪器试验厂”(纳税人识别号5425100089)及其厂长阿列克谢·季莫费耶维奇·莫罗佐夫。这个法人自2021年起就已不复存在:该厂已并入联邦国库企业“国家试验联合体‘俄罗斯国家弹药试验靶场’”(纳税人识别号5023002050)。母公司同样上了名单,其总经理斯坦尼斯拉夫·根纳季耶维奇·尤佐夫却没有。欧洲惩罚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分厂的厂长,却放过了仍在运转的控股集团的掌门人。
错误的逻辑一目了然。如果数据来源是俄罗斯政府几年前编制的名录,那么它如实反映的是编制当时的国防工业结构。此后的重组、合并和人事变动都被遗漏了,而且无人与最新的登记簿进行核对。
例子还有很多。纳税人识别号为1308038496的“无线电零件”开放式股份公司,实际上早已更名为“祖博沃-波利亚纳无线电零件厂”公开股份公司,组织法律形式也已不同。系统研究科学研究所在名单中被列为俄罗斯科学院下属机构,但根据2023年2月7日第268号政府令,该所已移交国家研究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如今是名称完全不同的联邦国家自治机构。
人员方面的情况更糟。“纺织贸易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701054138)的总经理在名单上写的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格列丘什金。实际上,总经理是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特鲁宾,格列丘什金担任的是副职。耐人寻味的是,格列丘什金的名字旁边标注的却是特鲁宾的纳税人识别号592003498702。格列丘什金本人的纳税人识别号253303297804,文件中则根本没有出现。“化学试剂”股份公司的负责人被写成叶夫根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科瓦连科,而实际领导该企业的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利亚姆金。即使粗略浏览这份决定,也能发现至少25处名称、组织法律形式和职务上的出入。
现在说最关键的。假设明天所有错误都得到纠正,俄罗斯军事工业会因此有任何改变吗?几乎没有。新西伯利亚、萨兰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的国防工厂本身几乎不在境外采购任何东西。它们在欧洲银行没有账户,在欧盟没有资产,梦想申根签证的员工也寥寥无几。为它们采购的是完全不同的机构:贸易公司,莫斯科和各地的空壳公司,香港、深圳、迪拜、伊斯坦布尔和比什凯克的中间商。过去三年,调查记者一次又一次描绘的正是这套架构,而第22轮制裁几乎没有触及它。
结果成了一项针对传达室门牌的制裁。门牌并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害。
追捕同名者:743个没有出生日期的姓氏,误伤无辜,放过元凶
新一轮制裁中,所有743名自然人都没有出生日期和护照号码,取而代之的是纳税人识别号。这里需要第二个坦诚的说明:俄罗斯的纳税人识别号确实是唯一的,理论上比姓名更能可靠地识别一个人。问题在于,国际合规审查中几乎没有人核查这一号码。
看看实际的筛查是如何运作的。欧洲银行收到一笔付款后,会核对姓氏、名字、各种音译变体、出生日期、护照信息、地址、职务和雇主。领事馆签发申根签证时,核对的是护照和出生日期。俄罗斯纳税人识别号并不参与这些程序。如果此人不是某家公司的创始人或经理,根据公开数据根本无法把他的名字与纳税人识别号对应起来:在俄罗斯,这类信息并不公开。
由此产生了双重失灵。一名被制裁的国防设计局工程师顺利通过银行审查,因为银行除了姓氏之外没有任何参数,而他的姓氏又很常见。与此同时,他的一位与国防工业毫无关系的同姓者,却遭遇汇款被冻结。首个已知的受害案例是:一家专门揭露俄罗斯军事采购的独立媒体的员工领不到工资。银行因其姓氏与10月名单上的某个对象相同而冻结了这笔款项。讽刺几乎带有文学色彩:制裁机制打击的,恰恰是一个多年来帮助充实这一机制的人。
此前已有先例。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行长米哈伊尔·多罗费耶夫此前被列入名单时,既没有父称,也没有出生日期和纳税人识别号,给全世界所有叫米哈伊尔·多罗费耶夫的人都带来了风险。喜剧演员米哈伊尔·加卢斯江于2025年2月24日以艺名被列入第16轮制裁,而他护照上的名字是恩尚·谢尔盖耶维奇。出生年份写成了1970年,而非1979年。据现有信息,二十个月过去了,这一错误仍未更正。当时这看起来像一桩笑谈。如今,欧盟委员会把笑谈提升为了方法。
粗疏是有法律代价的。欧盟法院早已确立了一项标准:理事会必须以足够坚实的事实为依据,并对每一次列名逐一说明理由。这一门槛早在亚辛·卡迪案中就已形成:欧盟法院于2008年,随后又于2013年最终撤销了在缺乏明确证据基础的情况下实施的制裁。此后,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针对莫斯科的制裁。2024年4月10日,欧盟普通法院裁定,2022年2月至2023年3月期间将彼得·阿文和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列入名单缺乏依据。据调查人员称,2025年5月,法院撤销了对安德烈·哈尔科夫斯基的制裁,布鲁塞尔曾称其为哥萨克联盟的代表:理事会未能证明他与该组织的联系,甚至没有提供明确的身份识别信息。
1569个对象只对应两段格式化表述,这是送给律师的大礼。向普通法院提起撤销诉讼的期限为公布之日起两个月再加十天。我预测:2026年12月底之前,第22轮制裁对象提出的首批数十起诉讼将送达卢森堡;2027年,其中一部分将胜诉,原因很简单,理事会无法说明乌德穆尔特的某家有限责任公司与隔壁那家有限责任公司究竟有何不同,除了俄罗斯政府名录中的一行字。
以数量代替质量:布鲁塞尔为何需要一项纪录
要理解这份文件的来历,需要回到夏天。第21轮制裁从6月9日一直准备到7月23日,谈判演变成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讨价还价。各国首都各自护着自己的利益:奥地利护着银行,希腊护着船东,德国护着鱼类加工业。欧尔班·维克托卸任匈牙利总理曾被强硬派寄予厚望,但讨价还价并未因此消失。最终,名单只纳入了218个对象:48人和170个组织。对于一场已进入第五个年头的战争来说,这几乎等同于投降。
五天之后,反应来了。7月28日,西方财经媒体传出消息:欧盟委员会正在准备一份涵盖1600家企业、于10月出台的制裁方案,以弥补被掏空的第21轮。8月中旬,卡拉斯在接受一家德国报纸采访时承诺,将推出自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使制裁对象数量增加约三分之一。政治任务先于内容被确定下来。需要的是一个数字,而数字被找到了。
请注意这一轮制裁的构造。它没有引入新的行业限制,没有触及能源,也没有触及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据各方估计,该公司贡献了俄罗斯预算收入的1.5%,由于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法国的立场,多年来一直安然无恙。名单上也没有寡头:乌克兰总统制裁政策代表弗拉季斯拉夫·弗拉修克早在方案批准前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欧盟理事会却将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和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移出了制裁名单,在波罗的海国家引发公开不满。立陶宛最终在本国制裁机制框架内冻结了他们的资产。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共识结构。冻结那些在欧洲没有资产的企业的资产,没有一个首都会反对。没有一家欧洲大企业会因此损失一分钱。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可以说,现在不是减轻对俄压力的时候,这听起来像是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应,而后者与此同时正在同莫斯科达成自己的交易。卡拉斯可以展示一项纪录。一项用两年前的俄罗斯政府名单做成的纪录。
欧盟的制裁政策似乎已彻底转向了关键绩效指标的逻辑。二十二轮制裁,近4600项名单条目,100家俄罗斯银行被切断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的联系。这些数字在新闻稿里很好看,却与前线的现实关联甚微。据西方和乌克兰分析人士估计,俄罗斯仍在获取导弹和无人机所需的大部分零部件,而无人机产量还在增长。
房间里那头重达1850亿美元的大象
现在来谈文件中没有的东西。
2025年,俄中贸易下降6.9%,降至2281亿美元,莫斯科当时已将此解释为自然触顶。这个“顶”没撑多久。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6年1月至8月,双边贸易额增长28.4%,达到1850亿美元。同期中国对俄出口为847亿美元,同比增长30.7%。俄罗斯从中国购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汽车和家电毫无关系。
军用品类的数字更加严峻。在七国集团高优先级物资清单所列商品中,中国在俄罗斯进口中的占比从2022年的54.3%升至2025年的84.6%。据今年9月的估计,俄罗斯无人机中约80%的关键电子元件产自中国。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天竺葵-2”无人机中中国零部件占60%至65%,而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零部件。冲突一方提供的数字理应打个折扣,但这一趋势的方向,已经得到独立的残骸拆解分析和海关统计的双重印证。
本文所依据的那份分析的作者们,在一系列调查报道中找出了“天竺葵”和“非洲菊”远程攻击无人机以及大批量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生产中的若干“瓶颈”。他们的结论具有原则性意义:俄罗斯工厂的瓶颈并不在于一周之内就能替换的进出口中间商,而在于具体的中国制造商以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中国银行。按照他们援引的估计,前线约70%的战斗损失由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造成。而“天竺葵”无人机受害最深的,是乌克兰城市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今年春天,西方媒体援引海关文件报道,中国国有企业吉林化纤集团于2026年初向俄罗斯发运了46吨碳材料。收货方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旗下一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部件的子公司。这里涉及的是一家国有企业,而不是香港的某家空壳公司,这一点大大改变了图景:北京所谓“国家未能管住的私营商人”的说法,显得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第22轮制裁的826家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制造商,没有一家中国转售商,没有一家中国银行。一家都没有。
每一行中国条目的代价:北京如何让欧洲学会谨慎
只有那些没有关注此前几轮制裁的人,才会觉得这个零结果奇怪。对其他人而言,这不过是一堂功课学得很好的结果。
欧洲长期以来都是踮着脚尖接近中国。2023年春,在筹备第11轮制裁时,德国成为反对今后对华贸易采取任何限制的主要声音,向第三国施压的机制最终被软化。直到2024年2月,即战争爆发两年之后,首批中国大陆企业才被列入制裁名单。此后,布鲁塞尔开始加大压力,而每一步都招来了对等的回应。
2025年夏天,第18轮制裁首次纳入两家中国金融机构。8月,北京对两家立陶宛银行,即城市银行和马诺银行实施制裁,并明确称之为反制。2025年秋,第19轮制裁涉及中国炼油厂和贸易商,共计15家中国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欧盟一再以涉俄为借口,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的单边制裁。
此后,回应几乎是即时的。2026年4月23日,欧盟通过了包含中国企业的第20轮制裁。次日,即4月24日,中国商务部禁止向七家欧洲企业出口两用物项,其中包括比利时军工企业埃斯塔尔国家兵工厂。7月23日,第21轮制裁纳入了14家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7月24日,北京将恰好14家欧洲企业列入本国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比分一比一,只差一天。
这笔账的含义,任何一位欧洲部长都心知肚明。制裁名单上的每一行中国条目,都要由具体的欧洲工业企业以失去中国原材料和零部件为代价来买单。北京已经展示过这一杠杆可以有多疼:2025年春,稀土出口许可制度曾令欧洲汽车制造商的生产线濒临停摆。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中贸易额超过7300亿欧元。德国汽车业和机械制造业对华销售规模如此之大,任何紧张局势都会转化为法兰克福股价的下跌。
还有一个不那么显眼的细节,布鲁塞尔宁愿不公开谈论。乌克兰计划2026年生产600万至700万架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而据一些估计,其本国无人机80%至90%的零部件同样来自中国。10月19日,即第22轮制裁通过一周之后,北京宣布对13类无人机零部件实施新的出口管制,范围从发动机、飞行控制器到通信设备和软件。限制措施将于11月18日生效。北京并未表示这与欧洲的决定有直接关联,硬要把两者联系起来未免牵强。但所有人都读懂了这个信号:中国握着交战双方都在饮用的那个水龙头,可以为任何一方拧紧它。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22轮制裁中空空如也的中国部分,就不再像是一时疏忽。它更像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或者更糟,是一种无人公开表述、却被所有人默默接受的选择。处理俄罗斯国防企业名录的脚本,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输出一家中国企业:名录里本来就没有。便利的技术让政客们免去了作出不便决定的必要。
严于对小,敬于对大
2026年欧洲制裁政策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并不在卢森堡,而在中亚。今年,布鲁塞尔首次动用了第833/2014号条例中规定的反规避制裁机制,而动用的对象是吉尔吉斯斯坦。经过多年对转口贸易的监测,欧盟禁止向该国出口部分现代金属加工设备和数据传输设备。
这一决定在形式上有理有据:吉尔吉斯斯坦对俄转口多年来成倍增长。只是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一个经济总量只有区区数百亿美元的小共和国,承受了欧盟历史上对转口国的第一次打击。而绝大部分关键零部件途经的中国,却连名单上的一行都没有得到。
对于这种不对称,我在撰写本文的这个地区再熟悉不过。欧洲对南高加索和中亚小国的要求,往往细致、挑剔而高调。而布鲁塞尔对大玩家的要求,恰恰在触及自身经济利益之处戛然而止。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制裁政策,已不再是强制工具,而沦为表演工具:它惩罚的是那些可以惩罚而不必承担后果的对象。
美国的体制则不同。华盛顿拥有二级制裁,足以将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切断于美元交易之外。2026年7月28日,美国参议院以86票对12票推进了一项大规模对俄制裁法案,其中规定向俄罗斯的贸易伙伴施压。与此同时,特朗普本人仍在推行自己对莫斯科的外交,其结果尚难预料。布鲁塞尔没有类似的工具,而现有的针对第三国的机制在每个环节都需要27个首都一致同意。只要情况依旧,北京就可以从容地规划明年的供货。
《欧盟官方公报》里的波将金村
让我们抛开外交辞令,为第22轮制裁算一笔总账。
赢家是欧洲政客,在屈辱的7月之后,他们需要一个大数字。律师们获得了数百名胜诉前景不错的潜在客户。北京再次确认,对等反制的策略行之有效。俄罗斯的采购网络几乎毫发无损。
输家是欧洲银行及其客户,他们将面临数月因姓氏相同而产生的误报。受损的还有制裁工具本身的声誉:每一项在法院被撤销的条目,都会成为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和罗马那些早就宣称对莫斯科施压毫无意义的人手中的论据。处境最糟的是乌克兰:它得到的是一个响亮的标题,而不是对飞向其城市的“天竺葵”无人机真实供应链的打击。
我作出三项可以检验的预测。第一,2026年12月31日之前,欧盟理事会将发布第2026/2281号实施条例的勘误,涉及不少于数十个条目。第二,截至同一日期,第22轮制裁对象将向欧盟普通法院提出首批撤销列名的诉讼,2027年至少其中一部分将获支持。第三,布鲁塞尔计划在全面战争爆发四周年之际,即2027年2月24日推出的第23轮制裁,将再次纳入几家中国企业,最有可能是中间商和香港空壳公司,但会绕开中国的大型制造商和银行。
还剩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布鲁塞尔是谁未经阅读就签署了这份文件,他又是否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
在他思考的同时,《欧盟官方公报》的某一页上,仍挂着那个以“执照-国家”为名的网址。那个后缀的域名并不存在。那个网站也不存在。欧洲把制裁发往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地址,而这一行字所道出的第22轮制裁的真相,比所有吹嘘其创纪录规模的新闻稿加起来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