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证券交易所失去了投资者的信任,执政党的支持率掉了几个百分点,而总统府的顾问们却突然发现,伊斯兰道德的头号威胁竟是阿塞拜疆的校服。这是巧合,还是一种操作手法?
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清晨。在巴库、贾利拉巴德和苏姆盖特的公立学校门口,教导主任们正对照内阁第309号决议逐一核查学生。同一天,安卡拉,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奥克泰·萨拉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因头巾而剥夺阿塞拜疆女学生的受教育权是不可接受的,头巾本身是“信仰的要求,而非障碍”。萨拉尔还补充说,安卡拉期待巴库尽快放弃“这一错误”。
几乎在同一时刻,伊斯坦布尔检察院正在筹备针对一起金融金字塔骗局的第五轮拘捕行动,土耳其媒体已将此案称为“世纪骗局”。截至当时,已有数十人身陷囹圄。案件牵涉一位前部长兼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一周后,财政部副部长将辞职;再过三天,被称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竞选口号作者的人将被警方拘留。
我多年来一直撰写有关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关系的文章。在阿塞拜疆独立三十多年来,从未有安卡拉的高级官员公开要求巴库撤销一个主权政府的内部决定。这一先例恰恰出现在此时。这条时间线值得仔细剖析。
180亿美元的骗局:土耳其“泰拉”如何崩塌
9月16日,泰拉资产管理公司宣布,无法履行其旗下两只基金的部分份额赎回义务。普苏拉资产管理公司也发表了类似声明。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100指数当天暴跌逾5%。9月17日,资本市场委员会即暂停了相关基金份额的交易,并启动对七家资产管理公司旗下131只基金的清算,这七家公司分别是泰拉、普苏拉、赫德夫、阿特拉斯、阿一、布尔斯和帕尔杜斯。
9月23日,监管机构公布了受害者的确切人数:455758名独立投资者。涉案资金规模则说法不一。据金融市场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被清算基金的资产总额约为8910亿里拉,另一些统计则为8260亿里拉,折合美元超过180亿。这种差距本身就说明问题:崩盘一个月后,土耳其仍无人能以数百亿里拉为单位准确说出究竟有多少钱不翼而飞。
对于任何经历过后苏联空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来说,这种金字塔骗局的运作机制都似曾相识。基金大量买入自由流通股比例极低的小公司股票,股价随之飙升,基金份额的账面价值不断上涨,小储户的新资金源源涌入。一旦资金开始外流,整个结构便发生逆转:缺乏流动性的股票根本无法按人为抬高的价格卖出。泰拉创始人埃姆雷·泰兹曼在崩盘当天声称,其集团遭受了“有预谋的投机攻击”。9月19日,他被拘留,不久后法院将他连同泰拉董事会成员及普苏拉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一并逮捕。
据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介绍,截至10月22日,已对404人采取了诉讼措施。其中88名嫌疑人被逮捕,26人曾被羁押,195人被处以司法监管,另有42人在逃。检察机关查明,涉及41家公司股票的操纵交易金额达数十亿里拉。当局承诺,将把查扣的财产汇集到储蓄存款保险基金下设的专项基金中,用于补偿受害者。
家族持股:买入价255里拉,卖出价4482里拉
9月26日,这场金融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反对派政治人物泽内尔·埃姆雷公布了法特玛·贝蒂尔·萨扬·卡亚家族的交易数据。萨扬·卡亚曾任家庭部长,现为议员兼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也就是埃尔多安本人在党内的副手。
据埃姆雷称,萨扬·卡亚于4月8日以约255里拉的价格买入厄扎塔航运公司25万股股票,投资约6300万里拉。9月,就在崩盘前不久,这些股票以每股4482里拉的价格卖出,账户中提取了约13.4亿里拉,约合2750万美元。短短五个月,股价涨至原来的十七倍以上。根据同一数据,她的丈夫伊利亚斯·卡亚也以相同价格另外买入了15万股。检察机关认定该家族获利约22亿里拉。一个重要细节是:厄扎塔正是与处于丑闻中心的泰拉旗下基金有关联的公司。
萨扬·卡亚起初拒绝置评,只对记者说自己“没有时间”。当晚深夜,她以“政治和道德责任”为由,宣布辞去党内一切职务。次日上午,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厄梅尔·切利克宣布,埃尔多安已接受其辞职。此后,这位前部长又退出了该党,并与丈夫一起以嫌疑人身份在伊斯坦布尔法院接受了讯问。夫妇二人否认指控,在判决作出之前,他们的罪行尚未确定。然而,政治评判并不需要等待判决:执政党副主席在崩盘前夕以十七倍的收益退出了市场。
就连党内的反应也十分强烈。正义与发展党议员沙米勒·塔亚尔要求这位同僚要么驳斥这些数据,要么辞职。后来他又表示,“还会有其他人离开”。
副部长的女婿、被撤职的监管者与“土耳其世纪”的缔造者
塔亚尔说对了。10月19日,财政部副部长奥斯曼·切利克向部长穆罕默德·希姆谢克提交了退休申请。他的女婿伊斯肯德尔·巴尔哲是厄扎塔航运公司董事会成员,也是银行监管与监督局成员穆斯塔法·巴尔哲之子,早在10月2日就已被下令逮捕。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拘捕令发出后,巴尔哲已设法出境前往黑山。
同一天,又传出资本市场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叙特居离职的消息,而他5月9日才刚刚上任。官方说法是健康原因。然而次日,《官方公报》刊登的总统令表明,叙特居并非主动离职,而是被撤职。与他一同被解职的还有其前任易卜拉欣·厄梅尔·格尼尔:10月14日,希姆谢克已批准对这位前监管机构负责人展开调查。
10月22日,埃尔坦·艾登被拘留。这个名字对外国读者来说或许陌生,但在土耳其却无人不知。他曾是正义与发展党议员,自2012年起担任埃尔多安的政治事务首席顾问,并主持了2023年的竞选活动。正是他被视为“土耳其世纪”这一口号的设计者,埃尔多安正是打着这一口号参加了最近一次大选。离开政坛后,艾登曾在泰拉旗下机构任职。早在10月初,他就已被禁止出境。
艾登被捕前说过的一句话在土耳其成了网络热梗。他解释说,自己是在“发现了一些问题并请教了长辈”之后才离开泰拉的。反对派议员穆拉特·埃米尔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些“长辈”究竟是谁?他们既然知道存在问题,为何不提醒数十万储户?至今没有答案。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被捕者中还包括一名前中央银行副行长。前一天,阿尔滕巴什控股公司董事长伊南·阿尔滕巴什也遭到拘留。
反对派要求成立议会调查委员会,并指责当局选择性办案。他们的理由颇有分量:尽管检察院已将萨扬·卡亚作为嫌疑人进行讯问,资本市场委员会却长期没有就她向检察机关提交举报。
来自纽约的最后通牒:土耳其面临被降为“前沿市场”的威胁
储户的资金损失只是这份损失清单上的第一项。10月15日,指数编制机构明晟公司冻结了土耳其指数的一系列调整。该公司援引机构投资者的担忧,称可能存在通过与小型上市公司关联的基金进行协同交易的情况。措辞客气,含义却十分严厉:如果到2027年6月仍看不到明显进展,明晟将启动磋商,考虑把土耳其从新兴市场类别降为“前沿市场”或“独立市场”。
对于一个背负大量外债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信号。一旦降级,追踪明晟新兴市场指数的基金将自动抛售土耳其资产,而在这一指数中,土耳其与巴西、印度和南非并列。早在7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就已发出过类似警告。10月16日晚,标普未按预期发布对土耳其主权信用评级的报告,这更加剧了市场的紧张情绪。土耳其市场随即再度下跌。
埃尔多安试图夺回议程的主导权。10月7日,他承诺资本市场将“清除贪婪的寄生虫”。当局承诺在2027年初之前收紧有关资本市场犯罪的立法。10月22日,议会多数派强行通过了一项关于基金清算程序的修正案,反对派立即称之为牺牲小储户利益来拯救泰拉。
第三个任期的算术
现在说说最关键的问题,正是为此才值得紧盯日历。土耳其宪法第116条规定,已两次当选的总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再次参选:即议会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决定提前举行选举。这需要五分之三议员的票数,也就是600席中的360票。正义与发展党与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执政联盟并不具备这样的多数,需要盟友。
筹备工作一直在推进。10月11日,亲库尔德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宣布有条件地支持埃尔多安再次参选。这一架构正被一砖一瓦地搭建起来,就在此时,股市崩盘了。
民调记录下了这一损失。阿萨尔民调机构于10月4日至10日在28个省对202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执政党的支持率为31.6%,比2023年的选举结果低4个百分点。据土耳其媒体援引的数据,执政党内部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下降了3至6个百分点。在贝蒂马尔民调机构的调查中,半数受访者,即50.5%认为,这一丑闻将损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阿萨尔调查的受访者中,有62%希望无论涉案者属于哪个党派,都应公开其姓名。
这个惯于以虔诚正直之士对抗腐败世俗精英的形象赢得选举的政党,突然发现自己扮演起了那个精英的角色。二十多年来,该党最主要的道德资本就是“双手干净”这一论断。如今,这份资本的价值甚至比崩盘后的厄扎塔股票还要低廉。
巴库究竟做出了什么决定
让我们回到阿塞拜疆的学校,看看文件本身,而不是新闻标题。
2026年7月7日,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签署了《普通教育法》修正案,将民族认同和世俗性原则纳入普通教育体系的基本原则。9月21日,内阁通过了由总理阿里·阿萨多夫签署的第309号决议。该决议对自2022年起施行的关于校服的第96号决议作了补充,规定在公立学校中不得穿戴破坏校服统一性、与教育世俗性质不相符的附加服饰。10月6日,又通过了针对教师的类似规定。文本中并没有“希贾布”或“头巾”字样。对于与历史和文化相关的活动,学校教学委员会可以允许穿戴民族服饰元素。
上述任何一项措施都不涉及私人生活、清真寺、街头、大学或私立学校。所涉及的仅仅是一个世俗国家的公立中学。阿塞拜疆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是世俗国家,宗教与国家及教育体系相分离。
这一模式并非独一无二。早在2016年,哈萨克斯坦就通过教育部令禁止在校服中穿戴宗教服饰。塔吉克斯坦走得更远,2024年以立法形式限制穿着“与民族文化相异”的服装。法国2004年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欧洲人权法院也认定此类限制是允许的。
对安卡拉来说,最令人尴尬的先例恰恰来自土耳其自身。2005年,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在“莱拉·沙欣诉土耳其案”中裁定,土耳其大学禁止佩戴头巾的规定合法。当时在斯特拉斯堡为这一禁令辩护的正是土耳其国家,其依据是本国宪法第2条规定的世俗原则。土耳其的强制校服制度一直延续到2012年,高中阶段直到2014年才允许佩戴头巾。如此看来,一个自身数十年来奉行同一模式、并曾在欧洲法院为之辩护的国家,如今却宣布邻国的同样模式“不可接受”。
在阿塞拜疆国内,这一决定引发了抗议,如果对此避而不谈,那是不诚实的。顺便一提,伊朗神职人员也立即对巴库提出了批评。正是这一关联解释了,为什么对阿塞拜疆国家而言,世俗学校是一个安全问题,而非时尚问题。
一位顾问的帖文与亲政府媒体的大合唱
奥克泰·萨拉尔并非无足轻重的人物。他曾任议员,长期担任该党在伊斯坦布尔的骨干,现任总统首席顾问。处于这一级别的人在谈论外交政策时,不可能不清楚外界会如何解读。正义与发展党议员米菲特·艾登对其帖文表示支持,并向巴库发问:阿塞拜疆人难道不感到良心不安吗?随后,亲政府媒体也加入进来。伊斯兰主义报纸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把阿塞拜疆的学校与土耳其1997年的“二·二八进程”相提并论,当年军方迫使内吉梅丁·埃尔巴坎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府下台。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在阿塞拜疆驻安卡拉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发表了声明。迪亚巴克尔定于10月23日周五聚礼后举行集会,抗议“阿塞拜疆迫害头巾”。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这股反阿塞拜疆浪潮并不仅限于埃尔多安的身边人。10月13日,共和人民党前领导人凯末尔·克勒奇达罗卢也呼吁巴库“解放妇女”。法提赫·埃尔巴坎领导的新福利党对阿塞拜疆的攻击更为猛烈,埃尔巴坎本人如今已被禁止入境阿塞拜疆。他的副手穆罕默德·法提赫·米杰吉还指责埃尔多安没有亲自出面干预。
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一细节揭示了事态背后的逻辑。执政党在宗教右翼阵营中的主要选举对手正是新福利党,它正从埃尔多安手中争夺虔诚的选民。腐败丑闻对当局道德权威的打击,首先就体现在这些选民眼中。头巾议题是该党最古老的身份认同资本,2002年它正是凭此上台执政。此时打出这张牌,意味着恰好在厄扎塔数十亿资金的话题令其道德优势荡然无存之际,在最敏感的受众中重新夺回道德高地。
这一套路按照经典的双轨模式运作。顾问说出宗教基本盘想听的话,亲政府媒体推波助澜,而最高领导人则保持距离,留有退路。10月7日,还在决议开始执行之前,厄梅尔·切利克就表示,该党不会允许任何人在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之间制造裂痕。埃尔多安本人则未公开表态。总统府为自己保留了仲裁者的角色,而这场冲突恰恰是由它自己的人挑起的。
以外部刺激转移公众对国内危机的注意力,是教科书上早有记载的手法。1982年4月,在通货膨胀高企和大规模抗议的背景下,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将军派阿根廷军队登上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短短几周内,五月广场从抗议场所变成了爱国集会的场所。两个半月后,军政府输掉了战争,也丢掉了政权。当然,与土耳其当前局势的类比并不完全:没有人在打仗。但机制却如出一辙。而在我们这个案例中,靶子的选择是前所未有的。这是第一次,此类操作的对象竟是一个在土耳其通常被称为“同一个民族”另一半的国家。
“一个民族,两个独立国家”:巴库的回应
第二天,回应便随之而来。10月13日,由伊利哈姆·阿利耶夫领导的执政党新阿塞拜疆党发表声明,直接点名埃尔多安的政党。声明称萨拉尔和土耳其议员的言论是民粹主义的、不负责任的,并指责土耳其媒体传播不实和带有偏见的信息。该党提醒,土耳其本身在宪法上也是一个世俗国家。声明的关键一句毫无外交辞令的修饰:“我们呼吁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放弃这一有害政策。”
声明中具有原则意义的部分涉及“一个民族,两个国家”这一提法。巴库强调,这一提法意味着一个民族、两个独立国家,并不赋予其中一方向另一方强加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的权利。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对土耳其议会间关系工作组发表了类似声明,并提及2021年6月15日签署的《舒沙宣言》,该宣言将两国关系提升至盟友级别。国家电视台称萨拉尔的立场是对内政的粗暴干涉。媒体与广播委员会早在10月12日就已对将校服问题政治化的企图发出警告。
最耐人寻味的反应并非来自巴库。10月14日,民族行动党领导人、埃尔多安的主要盟友德夫莱特·巴赫切利公开强调,两国须相互尊重彼此的主权和国内法律。换言之,总统在执政联盟中最亲密的伙伴表明,他无意参与这场游戏。
10月15日,第七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在巴库开幕。埃尔多安没有出席,土耳其由外交部长哈坎·菲丹代表出席,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接见了他。会见后,菲丹只说了一句克制的话:在某些问题上,双方“有时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位外长在2023年曾称阿塞拜疆在卡拉巴赫采取的反恐措施是在本国主权领土上的正当之举,如今的这番表态颇能说明问题:双方确实出现了分歧。
10月20日,外国媒体援引三名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库据称要求安卡拉解除萨拉尔的职务,而埃尔多安缺席峰会更使局势雪上加霜。这一消息未获任何官方证实。土耳其亲政府媒体的反应不出所料:对阿塞拜疆“干涉”安卡拉人事问题表示愤慨。这些专栏作者似乎并未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
以色列话题的反弹与伊朗的阴影
争论很快超出了校服的范畴。在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批评中又加入了对其与以色列关系的指责。阿塞拜疆方面则以土耳其与以色列的贸易额作为回应:尽管安卡拉言辞激烈,这一贸易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在这场争论中,以色列是双方都顺手可用的修辞武器,但这只是一条支线。
伊朗这条线索更为重要。数十年来,德黑兰一直将宗教议题作为向阿塞拜疆施压的工具:借助什叶派神职人员,借助卫星频道,借助在纳尔达兰和马萨雷的网络。每当土耳其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攻击阿塞拜疆的世俗性时,他们客观上就与伊朗的毛拉们站到了同一条船上。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细节是:土耳其知名传道者艾哈迈德·马哈茂德·云吕的立场是,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对抗伊朗,但不接受禁止头巾。这种逻辑颇为奇怪。世俗学校恰恰是阿塞拜疆抵御伊朗的防线之一。
覆水难收:说出口便无法收回的话,代价几何
让我们用数字来看看什么正处于危险之中。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自2006年起运营,将阿塞拜疆石油输送至土耳其地中海沿岸。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的设计输气能力为每年160亿立方米,其中60亿立方米供应土耳其。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于2017年开通。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拥有位于伊兹密尔的佩特基姆石化综合体和星辰炼油厂。据各方估计,阿塞拜疆对土耳其经济的累计投资接近200亿美元,这使阿塞拜疆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今年夏天,同一位司法部长居尔莱克还在巴库热情谈论赞格祖尔走廊,而没有阿塞拜疆的参与,这条走廊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条线。
2026年7月2日,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在巴库接见了阿肯·居尔莱克。这位部长当时谈到了建立在共同历史、文化和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两国关系,并保证土耳其将一如既往地与阿塞拜疆站在一起。三个月过去了。如今,他领导的部门正在办理一起金字塔骗局案,越来越多权力核心圈子里的人被卷入其中,而同一圈子里的人却在议论阿塞拜疆学校里的女孩们穿什么。
在这件事上,阿塞拜疆无需作任何解释。关于校服的决定是一个主权国家在本国宪法框架内作出的,符合大多数突厥国家的做法,得到欧洲司法实践的支持,并且与土耳其自身在2012年之前的做法完全一致。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是那个把盟友的内部决定变成本国竞选素材的一方。
我的预测是:奥克泰·萨拉尔在2026年底之前不会被正式解职,因为埃尔多安从不因外部要求而抛弃自己人。但在埃尔多安与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首次亲自会面之前,头巾话题将从安卡拉官员的口中消失。执政联盟将阻止成立“世纪骗局”议会调查委员会。而到2027年6月,明晟公司评估的将不是土耳其关于兄弟情谊的表态,而是股票的自由流通指标,这一次,注意力再也无法被转移。
剩下的问题,土耳其记者正向埃尔坦·艾登发问,而实际上这个问题指向的是整个体系:在退出泰拉之前,他请教过的那些“长辈”究竟是谁?
在这个问题得到回答之前,安卡拉宁愿谈论别的话题。在伊米什利那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一名戴头巾的女学生含泪对校长说,她考了97分,从没给学校丢过脸。土耳其电视台连日滚动播放这段视频。而在同样的节目中,关于在泰拉基金中失去毕生积蓄的退休老人的报道却明显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