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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首次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被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对90岁的马哈茂德·阿巴斯这一决定喝彩最响的,竟是他的头号敌人。而这阵奇怪的掌声中,正藏着解开巴勒斯坦未来的钥匙。

2026年10月7日上午八点整,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开始受理立法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登记。这个日期几乎像是一种嘲弄:这一天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三周年,正是那次袭击引发了加沙地带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登记窗口只开放了三天。10月10日星期六,马哈茂德·阿巴斯签署法令:原定于11月28日举行的投票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并与总统选举合并举行。

拉姆安拉方面显然早有预料的反应,当晚便如期而至。哈马斯称推迟选举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伊斯兰圣战”领导层表示支持。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早在9月就曾要求推迟。

埋葬选举的并非民主的敌人。是所有人一起埋葬了它。

官方说法听起来一如既往。法令提到以色列的措施造成了障碍,并称必须为自由、公正和包容的投票创造政治、安全与实际条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前一天表示,以色列拒绝让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进入东耶路撒冷和加沙。这一切都是事实。只不过,用这一事实来解释推迟选举,就如同用坏天气来解释一场败仗。

二十年没有投票箱:巴勒斯坦人如何忘记了投票

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作为一个运转中的议会,存续时间并不长。首次选举于1996年1月20日举行,同年3月7日召开首次会议。第二届于2006年1月25日选出,那一天标志着通常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多党政治的终结。哈马斯在132个议席中获得74席,法塔赫获得45席。以色列和西方各国首都拒绝承认伊斯兰主义者组建的政府,随即开始财政抵制,继而爆发街头冲突。2007年6月,哈马斯以武力夺取加沙,屠杀和驱逐了数百名法塔赫支持者。

此后,议会以两种形态存在,而两者皆为虚设。在加沙,哈马斯议员照常开会;在拉姆安拉,法律被总统法令所取代。2018年12月,阿巴斯组建的宪法法院正式解散立法委员会,画上了最后的句号。阿巴斯本人于2005年1月9日当选总统,其任期已于2009年1月届满。他依靠法令执政已有十七年,在位已步入第二十二个年头。

拉姆安拉方面宁愿避而不提的数字是这样的:2006年1月年满十八岁的巴勒斯坦人,如今已是三十八或三十九岁。所有比他们年轻的人,一生中从未在全国性选举中投过票。这指的是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大多数成年人口。

2021年的尝试只是固化了这种条件反射。当时阿巴斯将议会选举定于5月22日,选举委员会收到了36份名单,而4月29日投票被取消。借口与现在如出一辙:以色列不保证在东耶路撒冷举行选举,据各方估计,那里居住着35万至40万巴勒斯坦人。真正的原因一目了然。法塔赫分裂成三份名单。官方名单由马哈茂德·阿卢勒领衔;第二份由阿拉法特的侄子纳赛尔·基德瓦和身陷以色列监狱的马尔万·巴尔古提组建;第三份代表被开除出党的穆罕默德·达赫兰。民调显示,哈马斯将战胜四分五裂的对手。阿巴斯选择了耶路撒冷作为体面的借口。

给马克龙的字据:是谁迫使老人宣布选举

五年之后,把阿巴斯推向投票箱的已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外国人。2025年9月,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这笔交易的一部分,是阿巴斯向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作出的书面承诺: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承认需要一个合法的对象。一个任期早在2009年就已届满的人,无法被视为这样的对象。

随后是一连串法令,从中可以看出整个进程有多么仓促随意。2026年6月,阿巴斯签署法令,宣布于2027年初举行总统选举,同时将立法委员会扩大至200席。7月9日发布法令,定于11月28日举行议会投票。8月11日,一项新的法令性法律又将议会恢复为原来的132席。选举制度仍为完全比例代表制,采用封闭式名单,不设单席位选区:每份名单须包含16至132名候选人。一个民族立法机构的构成,在两个月内被一个人改动了三次。

9月24日,阿巴斯在联合国大会讲台上确认了11月的时间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大的捐助方欧盟,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公开支持投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在10月上旬表示,选举将提供“一个早该到来的机会,以更新巴勒斯坦机构的合法性”。几天之后,对巴黎、利雅得和布鲁塞尔许下的承诺,变成了一纸写着新日期的文件。

理想的窗口:哈马斯崩塌了,法塔赫却没有站起来

乍看之下,阿巴斯为选举选择了一个近乎理想的时机。战争将哈马斯作为军事机器焚毁殆尽,也沉重打击了它作为政治品牌的形象。拉姆安拉一家主要民调机构于2026年8月5日至8日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进行的调查记录了一场崩盘:哈马斯的支持率从十个月前的35%跌至24%。认为哈马斯是战争赢家的比例,从2025年10月的39%降至20%。支持将武装斗争作为实现巴勒斯坦目标最佳途径的比例,从40%降至27%。

法塔赫似乎太晚才察觉其中的陷阱。阿巴斯的政党并未从对手的下滑中获得任何好处,其支持率仍停留在24%。在可能投票的选民中,法塔赫得到32%,哈马斯得到29%,差距处于统计误差范围之内。第三方力量获得18%。对拉姆安拉最危险的数字是:44%的受访者认为,哈马斯和法塔赫都不配领导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最强的总统候选人仍是2004年被以色列法院判处五个终身监禁的马尔万·巴尔古提。

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评估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按照对同一数据的一种解读,哈马斯在那里的支持率从40%降至25%;按另一种解读,则从32%降至18%。差异在于,前者指的是投票给该运动的意愿,后者指的是政党认同。我倾向于相信第二个数字,认为它更准确地反映了核心支持群体,但两种解读下的趋势是一致的。同一机构在推迟选举后发布的秋季民调显示,哈马斯为19%,法塔赫为22%,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不认同任何派别。在约旦河西岸,这一比例高达48%。

这些人并没有从哈马斯转向阿巴斯,而是走进了真空。8月民调中的一个细节说明,为何这片真空对法塔赫的危险不亚于对伊斯兰主义者:72%的巴勒斯坦人反对在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之前解除哈马斯武装。对哈马斯的失望,并不意味着认同拉姆安拉的路线。流失的选民中相当一部分,显然是在惩罚伊斯兰主义者的软弱,而非其激进。

法塔赫把2026年4月25日的市政选举记作自己的功绩,称2026年为“巴勒斯坦民主之年”。数字却远比言辞逊色。在403个地方机构中,只有183个举行了投票,其余委员会通过协商一致产生,也就是没有经过选举。加沙唯一获准投票的地方,是在战争中受损相对较轻的代尔拜拉赫。加沙的投票率为23%,约旦河西岸为56%。在代尔拜拉赫委员会的15个席位中,法塔赫支持的名单获得6席,当地居民认为与哈马斯有关联的名单获得2席,其余席位由两份独立名单获得。

十五席中的六席是40%,而非多数。何况这场胜利是在对手事先被清出的赛场上取得的。选举委员会将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纲领作为参选条件,而该纲领包括和平解决冲突,实质上也就是承认以色列。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不接受此类义务,并正式抵制了选举。同样的过滤机制也适用于议会投票。理论上,阿巴斯可以在完全没有哈马斯的情况下举行11月的选举。实际上,谁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无论是街头民众,还是要求包容性进程的捐助方。

哈马斯、“圣战”与来自阿布扎比的人

就在法塔赫庆祝市政选举胜利之际,哈马斯在寻找迂回之路,并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它。8月,该运动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耶在开罗会见了穆罕默德·达赫兰。按哈马斯的说法,双方讨论了如何结束对国家决策的垄断。从政治阿拉伯语翻译过来很简单:如何扳倒阿巴斯。

9月底,这一联盟公开化。达赫兰的民主改革派代表季米特里·迪利亚尼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辜负了加沙,也辜负了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民”,并确认各派正在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组建统一名单。“伊斯兰圣战”副总书记穆罕默德·欣迪表示,该组织不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但将支持一份协商一致的全国名单。

对“伊斯兰圣战”而言,这一表态无异于改换信仰。这个由法特希·希卡基于1981年创立的运动,四十五年来从未参加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组织的任何选举,并视议会政治为背叛。加沙战争消灭了它大部分的战士、指挥官和武器库。领导层面临一个简单的抉择:忠于原则,还是保全性命。从欣迪的立场看,他们选择了后者,但采取了尽可能谨慎的形式:支持名单,却不让自己的人出现在名单上。

由独立人士和技术官僚组成“全国名单”这一构想,设计得极为精巧。它让哈马斯得以进入巴勒斯坦政治体系,而无须承认巴解组织与以色列之间的协议,也无须将武器交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选举委员会的过滤机制审查的是名单,而不是幕后金主。西方的制裁名单审查的是组织,而不是无党派的医生和工程师。

达赫兰这个人物,使这一构想对拉姆安拉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1961年出生于汗尤尼斯难民营,上世纪90年代在加沙领导预防性安全部队,对该地带的控制如此独断专行,以至于巴勒斯坦人把他的地盘戏称为“达赫兰斯坦”。2007年,哈马斯将他的人马逐出加沙。四年后,阿巴斯将他开除出法塔赫,2014年又公开暗示达赫兰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之死有关。这一指控始终停留在政治层面:巴勒斯坦官方对阿拉法特死因另有说法。如今达赫兰居住在阿联酋,被视为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总统的顾问,持有塞尔维亚护照,并在开罗、华盛顿和以色列都保持着联系。

2007年,此人的支持者曾被哈马斯从加沙高楼楼顶扔下;如今,他却成了哈马斯的主要盟友。在设想中的联盟里,只有达赫兰的运动不在恐怖组织名单之列。哈马斯、“伊斯兰圣战”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美国和欧盟均被列入此类名单。达赫兰给了伊斯兰主义者他们所缺乏的东西:阿布扎比的资金、开罗的青睐,以及一张能够在西方各国首都对话的面孔。

率先请求暂停的马克思主义者

巴勒斯坦左派则是另一个故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由乔治·哈巴什于1967年12月创立,他出身基督徒家庭,信仰马克思主义。1969年,纳伊夫·哈瓦特迈领导的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从中分裂出来。两个组织都是巴解组织成员,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塔赫在组织内部的主要反对者。对他们来说,与以色列的战争从来不是圣战,而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段插曲,带有胡志明和毛泽东的精神。他们并不拒绝谈判,但认为谈判只是武装斗争的附属品。

逻辑把左派拉向哈马斯,本能却让他们不敢纵身一跃。民主阵线试图与人民阵线一起组建单独的左翼名单,把与伊斯兰主义者组成的广泛名单作为最后选项。人民阵线走得最远:它直接呼吁法塔赫推迟选举,先召开全国性会议,认为眼下不适合举行任何投票。法塔赫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让左派一直悬而未决,直到登记开始。

9月21日的开罗会晤,清楚展示了反对派阵营的构成。由政治局委员侯萨姆·巴德兰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与“伊斯兰圣战”、达赫兰派、人民阵线、民主阵线、人民阵线总指挥部、抵抗委员会以及巴勒斯坦自由运动进行了谈判。顺带一提,抵抗委员会是2000年由一批对本党的和平主义感到失望的前法塔赫官员创建的。这个会场里,有一半人当年出自阿拉法特的运动。

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的并非纲领。哈马斯在2017年5月1日的文件中同意将1967年边界视为“全国共识方案”,却始终没有承认以色列。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世俗国家,伊斯兰主义者坚持伊斯兰教法国家。达赫兰则除了自己的回归之外,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约束。他们只有一个公分母:憎恨法塔赫的垄断,憎恨那位不肯离任的90岁总统。

究竟是谁踩下了刹车

在专家专栏中流传的初始版本很简单:阿巴斯被伊斯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倒戈者组成的杂色阵营吓坏了,于是取消了选举。时间线讲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

早在9月,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吉卜里勒·拉朱卜就表示,没有全面的全国对话,选举不可能如期举行,并提议先举行总统选举。10月7日和8日,就在选举委员会受理名单期间,拉朱卜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穆罕默德·阿什提耶在开罗与哈马斯、“伊斯兰圣战”和人民阵线举行了谈判。两名巴勒斯坦官员于10月8日星期四向记者透露,各方已就推迟选举达成一致。拉朱卜同时冻结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组建工作,将其与对话结果挂钩。欣迪公开确认:各派已就恢复全国对话和推迟选举达成谅解。哈马斯政治局委员巴塞姆·纳伊姆称最初的时间表为时过早。

10月10日上午,哈马斯消息人士还在声称,坚决反对未经全国共识推迟选举。到了晚上,原来共识早已存在。推迟选举是埃及斡旋以及两大对手暗中勾结的产物,而不是一个老人一时任性的结果。

哈马斯为什么需要推迟?答案有两个,而且都很有分量。

第一个答案在于解除武装。7月30日,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他创建的和平委员会在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斡旋下,就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团体的武装达成了“历史性”协议。按照委员会的设想,过渡管理机构将获得该地带的武器垄断权。哈马斯代表奥萨马·哈姆丹几乎立即表示,并未同意交出全部武器。和平委员会加沙事务最高代表、保加利亚前外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于8月2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全面交出武器,不留任何灰色地带。11月的选举,将使哈马斯在这场讨价还价的半途就被推上考场:手里握着武器,选票上印着候选人。2006年,西方正是在出现这种组合之后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姆拉德诺夫早在5月13日就点明了要害:“我们并不要求哈马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消失。”要利用这扇窗口,伊斯兰主义者首先必须完成解除武装,哪怕只是在纸面上。多出的十个月,正好给了他们这个时间。

第二个答案是联盟本身。与达赫兰的联盟才存在几个星期,左派尚未拿定主意,“伊斯兰圣战”刚刚开始适应投票箱这个念头。推迟让联盟得以搭建完成。更重要的是,对选举流产的愤怒几乎全部落在了法塔赫头上。街头民众看到的是阿巴斯的法令,而不是开罗的会谈纪要。哈马斯得以一边痛斥总统怯懦,一边坐享这种怯懦带来的成果。

法塔赫的动机则更为平淡。阿巴斯将于11月15日年满91岁。2025年10月,他签署了一项宪法宣言,规定一旦总统职位出缺,总统职责将移交给巴解组织副主席侯赛因·谢赫,期限最长90天。谢赫曾执掌负责与以色列协调的民政事务机构。在这90天内,应当举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反对派活动人士直言不讳地称谢赫为此次推迟的主要推手。他的逻辑不难理解:一个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任命而非投票之上的人,最不愿意看到一场巴尔古提仍是最强候选人的选举。

推迟还有党内层面的考量。5月,法塔赫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但2021年的分裂并未消失。不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的11月议会选举,将成为一场危险的预演:任何心怀不满的党务人员都可以转投达赫兰的名单或巴尔古提支持者的名单,在无需孤注一掷的情况下检验自己的人气。将两场投票合并于2027年9月11日举行,改变了赌注。同一个日期,同一场大博弈,党纪更容易拉住摇摆者。

以色列先投票

本文发表六天后,即10月27日,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议会于7月17日解散,这是自1988年以来以色列人首次严格按期走向投票站。巴勒斯坦推迟选举,成了送给以色列竞选活动的一份顺手礼物。10月9日星期五,关于推迟的传闻已在拉姆安拉流传,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指责阿巴斯再次取消承诺过的选举,是在“愚弄国际社会”。

以色列的立场自相矛盾,耶路撒冷对此心知肚明。据巴勒斯坦方面称,以色列当局不允许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进入东耶路撒冷和加沙。与此同时,以色列外交部门却指责阿巴斯破坏了那场它自己并未为之创造条件的投票。只要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矛盾便会消失:一个没有授权的软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以色列政府而言十分方便,而一场哈马斯与达赫兰的名单可能赢得多数的选举,对它来说将是一场噩梦。至于指责阿巴斯,则不费分毫。

以色列战略家不可能忘记2006年的教训。当时,以色列和西方竭尽所能,不让伊斯兰主义者占多数的议会运转起来:扣留代征税款、逮捕议员、抵制伊斯梅尔·哈尼亚政府。一年半后,哈马斯抛开议会规矩,以武力夺取了加沙。抵制在多大程度上加速了这场政变尚可争论,但否认选举结果与加沙街头的冲锋枪之间的联系,却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个更早的先例。1991年12月26日,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在议会选举第一轮中大获全胜,赢得188个席位。1992年1月11日,军方迫使沙德利·本杰迪德总统辞职,第二轮选举被取消。随之而来的内战,据不同统计夺走了15万至20万人的生命。阿尔及利亚的教训与加沙的教训指向相反的方向。前者表明,取消伊斯兰主义者即将赢得的选举会引发战争。后者表明,让未解除武装的武装政党掌权会引发政变。巴勒斯坦精英找到了第三条路:干脆不举行选举。

华盛顿在这一格局中占据特殊位置。特朗普把加沙战争列入由他亲手结束的冲突清单,而2月有40个国家出席成立仪式的和平委员会,正是巩固这一成果的工具。美国政府需要的是一个能办事的巴勒斯坦伙伴,而不是为选举而选举。在解除哈马斯武装陷入停滞、而据加沙卫生部数据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已有1400多人丧生的情况下,加沙的投票在白宫看来与其说是工具,不如说是威胁。推迟选举与美国的逻辑契合得丝毫不亚于与以色列逻辑的契合。

推迟的代价:谁为沉默买单

西方的反应冷淡得耐人寻味。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表示深感遗憾。每年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投入数亿欧元的欧盟,仅止于呼吁公正和包容的进程。没有制裁,没有冻结拨款。达赫兰阵营的迪利亚尼恰恰击中了这一要害,把阿巴斯专制统治的政治责任归咎于欧盟。这一指控出自一个与海湾地区最封闭的君主国之一有关联的人之口,听起来颇为讽刺,但从形式上看却是准确的:欧洲多年来一直在为一个拒绝选举的体制买单,而且还在继续买单。

巴勒斯坦民族倡议总书记穆斯塔法·巴尔古提谈到巴勒斯坦人的深切失望。失望不过是个客气的说法。2006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再次得到印证:在巴勒斯坦政治中,决定话语权的不是选票,而是武器、来自阿布扎比或多哈的金钱,以及穿过以色列检查站的通行证。

赢家同样一目了然。埃及巩固了其斡旋垄断地位:10月14日,包括哈马斯、“伊斯兰圣战”、达赫兰派和人民阵线在内的八个派别代表团齐聚开罗,议程上首次认真讨论将伊斯兰主义者纳入巴解组织的问题。阿联酋通过达赫兰获得了绕开拉姆安拉、进入巴勒斯坦政治的独立通道。哈马斯赢得了时间。阿巴斯又从自然规律手中争得了一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输家只有一个,但分量极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彻底沦为一个合法性依赖他人担保的机构:依赖开罗,依赖布鲁塞尔,依赖和平委员会。每一次推迟都在降低它签字的分量。2025年法国、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国的承认,为拉姆安拉打开了一扇独一无二的窗口。推迟选举表明,老一代领导层并不准备利用它。

2027年9月11日之前的三种情景

第一种情景可称为开罗情景。在埃及主持下的全国对话达成框架协议: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以妥协条件加入巴解组织,拉朱卜提出的“一个政权、一部法律、一种合法武器”方案在口头上获得接受。按照和平委员会方案推进的解除武装至少取得部分进展。达赫兰与哈马斯的广泛名单参加选举,法塔赫在落败的威胁下结成统一阵线。结果是一个没有稳定多数的悬浮议会,以及旷日持久的组阁谈判。对巴勒斯坦人而言,这将是现实可行的结局中最好的一种。

第二种情景是自然规律情景。阿巴斯在2027年9月之前离世。2025年的宪法宣言将权力移交给谢赫,为期90天,并规定须在此期间举行选举。在当前分裂的状态下,要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这一义务几乎不可能,而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延长其权力,则意味着引爆一场危机。届时,狱中的巴尔古提、阿布扎比的达赫兰和多哈的哈耶将同时展开争夺遗产之战。

第三种情景重演2021年和今年秋天的一幕。到2027年夏天,新的借口又被找到:耶路撒冷、加沙安全、尚未完成的对话。日期再次推迟。

我的预测十分明确。2027年9月11日,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不会举行统一投票。2027年3月31日之前,哈马斯不会将重型武器交由和平委员会设立的机制控制,而这一事实将成为再次推迟的主要理由。即便选举最终举行,加沙的投票也将按照代尔拜拉赫模式进行:只在一两个地区,投票率低迷,处于国际监督之下。

如果最强的候选人身陷以色列监狱,而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人物住在距离加沙两千公里之外,那么能够赢得公正选举的巴勒斯坦政治家又将从何而来?

没有大楼的议会

我会这样概括10月推迟选举的主要结论。二十年来,法塔赫和哈马斯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无论是边界、武器还是加沙。2026年10月,它们第一次找到了共同利益:趁双方都虚弱之时,不让选民发声。对巴勒斯坦精英而言,民主已不再是一种程序,而成了一件只有在确信结果时才会拔出的武器。如今谁都没有把握,所以武器仍留在枪套里。

2023年11月13日,以色列戈兰尼旅的士兵在加沙奥马尔·穆赫塔尔街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会议厅里举旗合影。从卫星图像判断,短短几周后,这座大楼便已不复存在。如今的政客们争论的,是一个既没有会议厅、也没有议员、更没有一个三十八岁以下且哪怕投过一次票的选民的议会的选举日期。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丝毫没有改变这幅图景。它只是让这幅图景又延续了十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