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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政府,在本国首都关闭地铁、切断网络,所针对的竟是一场五个月前还只是社交网络上一个笑话的运动。二〇二六年秋天的悬念很简单:究竟谁更顽强,是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教权力垂直体系,还是一无所有、因而无所畏惧的一代人?

二〇二六年十月九日晚十点,新德里市中心人民路与职责之路交叉口方圆四公里内,移动互联网中断。断网令由联邦内政部批准,期限整整一昼夜。地铁在四十五个车站封闭进出口,而最初的名单上有五十七个站。铁路部门取消了十月十日凌晨四点至下午两点抵达新德里站和哈兹拉特·尼扎穆丁站的列车。据现有消息,首都集结了约两万六千名中央武装力量人员和两万多名警察,通往简塔·曼塔尔广场的路口设起了三十七个检查站。

国家为之开动如此庞大机器的这场运动,诞生于五月十六日。当天,出生于奥兰加巴德的三十岁青年、波士顿大学学生、平民党媒体团队前成员阿比吉特·迪普克在社交网络上宣布成立“蟑螂人民党”。这一名称戏仿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没有人打算到选举委员会登记这个组织。

如今,“蟑螂”们只有一个诉求:首席选举专员吉亚内什·库马尔辞职。导火索是选民名册的特别集中复核,在这次复核中,一亿三千多万个名字从名册上消失。这个数字超过了日本的人口。印度人民党自己援引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对此作了如下分解:死亡两千八百万人,迁居六千三百万人,重复登记一千万人,另有三千万人是官员按地址没能找到的。

对这套算术,我持可以理解的谨慎态度。公布这些数字的,恰恰是最希望让这场清洗看起来像一次账目核对的一方。即便按照它自己的说法,几乎每四个被除名者中就有一人失去投票权,原因只是核查人员没能在登记地址找到他。在一个数以百万计的人连出生证明都没有的国家,这样的表述比反对派的任何口号都更有分量。

人们习惯于把印度的威权化描述为一种缓慢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漂移。二〇二六年十月却显示了另一番景象。政权已经走到了不得不为防范学生而关闭地铁的地步,这意味着惯用的手段,即调查、法院、电视和财政上的慷慨,已经无法自动发挥作用。

比英迪拉时代更糟:被新德里称为“殖民主义”的指数揭示了什么

瑞典哥德堡大学民主多样性研究所在二〇二六年三月的报告中,继续将印度列为“选举式威权”国家。更重要的是,印度的选举民主指数降至零点三八,而一九七五年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将反对派投入监狱、在编辑部安插审查员并延长议会任期时,这一指标为零点三九。在选举民主排名中,印度位列一百七十九个国家中的第一百零六位,在自由民主排名中位列第一百零五位。美国自由之家早在二〇二一年就将印度的地位从“自由”降为“部分自由”,而在二〇二六年的报告中,其得分又下降一分,降至百分制的六十二分。

新德里官方对这类报告的回应,是指责其带有偏见和殖民主义思维。在巴库,人们对西方指数的政治视角并不陌生,我也并不主张对其照单全收。不过,有一个论据对印度外交不利:同一份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的报告,因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头一年,把美国从第二十位降到了第五十一位。很难指责该研究所有意针对印度。

我的方法更简单。只要有可能,我就用印度国家自己的统计数据来检验指数得出的结论,包括政府对议会质询的答复、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各部委的报告和法院的判决。这样得出的图景并没有因此变得温和。

洗衣机:一百二十一人中的一百一十五人

打压对手的主要工具有一个乏味的名称:执法局。这个隶属财政部的机构依据二〇〇二年《防止洗钱法》调查洗钱行为。二〇〇四年至二〇一四年曼莫汉·辛格政府执政期间,执法局依据该法共进行过一百一十二次搜查。到了莫迪时代,这个数字以千计:根据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数据,搜查约达三千次,立案超过五千起。被查封资产的价值从五百三十四点六亿卢比增至一点一六万亿卢比,约合一百四十亿美元。

从受调查者的构成可以看出其政治指向性。印度调查记者统计发现,二〇〇四年至二〇一四年间受到执法局调查的二十六名重要政治人物中,反对派人士为十四人,占百分之五十四。二〇一四年之后,在受调查的一百二十一名政治人物中,有一百一十五人属于反对派,恰好占百分之九十五。

二〇二四年八月,政府在答复联邦院的质询时承认,执法局十年间立案的五千二百九十七起案件中,以有罪判决告终的只有四十起。在这里,判决本身并不重要。程序就是惩罚。《防止洗钱法》第四十五条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使获得保释几乎成为不可能,而最高法院二〇二二年七月在维杰·马丹拉尔·乔杜里案中裁定这些条款合宪。

二〇二四年大选之年的时间线读起来就像一份行动简报。一月三十一日,执法局拘押了贾坎德邦首席部长赫曼特·索伦,他在被捕前几小时刚刚提交辞呈。二月,税务部门以二〇一八至二〇一九财年申报存在问题为由冻结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账户,这个国内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在无法动用自有资金的情况下进入了竞选。三月二十一日,距第一轮投票不到一个月,德里首席部长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被捕,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身陷囹圄的在任邦首脑。

这一机制的另一面,可以从同样在二〇二四年进行的一项新闻统计中看出:自二〇一四年以来,在背负刑事案件的情况下转投印度人民党阵营的二十五名知名反对派人士中,有二十三人获得了宽缓,他们的案件被撤销或搁置。反对派称之为“洗衣机”。这个说法虽然粗俗,却十分贴切。

财务方面的漏洞由二〇一七年推出的选举债券计划补上:捐款人对公众保持匿名,但对国有的印度国家银行而言并不匿名。二〇二四年二月十五日,最高法院五名大法官一致裁定该计划违宪。根据后来披露的数据,截至那时,印度人民党通过这一计划获得了约六百亿卢比,几乎占所有兑付债券的一半。

由总理任命的选举委员会

对于俄语读者,选举委员会如何变成行政权力附庸的机制无须多加解释。印度的版本只用了九个月。二〇二三年三月二日,最高法院在阿努普·巴兰瓦尔案中裁定,选举委员会成员应由总理、反对党领袖和首席大法官组成的遴选委员会选定。同年十二月,议会通过一项法律,以总理挑选的一名联邦部长取代了首席大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力量对比变成了二比一,有利于政府。二〇二五年二月,吉亚内什·库马尔成为按新程序任命的首位首席选举专员,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对此提出了异议意见。

一个事件便足以说明选举委员会的作风。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莫迪在拉贾斯坦邦班斯瓦拉发表讲话,谈到“渗透者”和那些孩子更多的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番话针对的是穆斯林。选举委员会没有向总理本人发出通知,而是发给了其所在政党的主席贾加特·普拉卡什·纳达,并对国大党采用了同样客气的程序。形式上看,这是一视同仁。实际上,那场竞选中仇恨言论的主要始作俑者没有受到任何点名回应。

对选举委员会的信任同步下滑。根据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洛克尼蒂”研究项目的数据,二〇一九年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印度选民高度信任该委员会,到二〇二四年这一比例降至百分之二十八。在北方邦,这一指标从百分之五十六降至百分之三十一,在西孟加拉邦则从百分之六十八降至百分之四十一。最后这个数字后来被证明是一种预兆。

选民名册特别集中复核于二〇二五年夏天在比哈尔邦启动。在九月三十日公布的该邦最终名册中,约四百七十万人被剔除,一个半月后,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那里的选举。下一个是西孟加拉邦,那里穆斯林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玛玛塔·班纳吉领导的草根国大党十五年来一直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堡垒。到二〇二六年四月,孟加拉选民名册中约有九百零八万人被删除,几乎占七千六百六十万选民的百分之十二,其中删除最多的是穆尔希达巴德、马尔达、纳迪亚以及南、北二十四区,这些都是穆斯林比例较高的地区。五月四日,印度人民党历史上首次拿下该邦,在二百九十四个议席中获得二百多席。玛玛塔·班纳吉甚至输掉了自己的巴瓦尼普尔选区。

这里必须作一个诚实的保留。要证明恰恰是这次清洗决定了孟加拉选举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复核同样波及了马图阿社群聚居带,这些来自孟加拉国的印度教难民是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投票率创下百分之九十二点四七的纪录,而人们对班纳吉十五年统治的厌倦也是真实的。只不过,在孟加拉之后,教科书上那条“强大的地方政党将永远是印度教特性扩张的屏障”的公式需要重新审视了。南方暂时守住了:在喀拉拉邦,国大党领导的联盟重新掌权;在泰米尔纳德邦,演员维杰创建的新势力成为第一大党。东方已经失守。

正是将孟加拉经验推广到全国,才把人们推上了街头。十月初,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要求政府、选举委员会以及库马尔本人就选民名册问题作出清晰、透明的解释。与此同时,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宣称,被除名者还将失去面向公民的社会福利。投票权与一碗米饭捆绑在一起,这是整个故事的主线,我稍后还会回到这一点。

以推土机代替法官

根据二〇一一年人口普查,印度穆斯林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二,绝对数量约为两亿人。只有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人数比印度更多。印度教特性政治将这一庞大群体变成了被管控的对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通过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首次将宗教作为加速入籍的标准,相关实施细则于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一日生效。反对该修正案的抗议以二〇二〇年二月东北德里的骚乱告终,五十三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推土机成了这个时代的标志。模式已经运转得近乎自动化:在冲突或抗议之后,市政当局便会“发现”涉事者的“违章建筑”,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拆除其房屋和店铺。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在德里贾汉吉尔普里,即使在最高法院要求维持现状之后,推土机仍在继续作业。直到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最高法院才裁定行政机关不得取代法院,并规定须在拆除前至少十五天向业主发出通知。此后这种做法有所放缓,但并未消失。

“双重国家”的机制,即对忠诚者适用法律、对其余人适用权宜,在佩卢·汗案中清晰可见。二〇一七年四月,他在阿尔瓦尔的公路上遭到一群“护牛者”殴打,两天后死亡。二〇一九年八月,法院宣告六名被告全部无罪。而此前,拉贾斯坦邦警方已经对死者本人及其儿子提出了走私牲畜的指控。有一个人们习惯略过的细节:针对受害者的起诉书,是在国大党执政的邦政府任内提交法院的。腐朽渗透得比某一个政党更深,因此也更加危险。

根据独立监测团体的数据,二〇二三年至二〇二五年间,有记录的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仇恨言论事件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我认为这一数字只是下限:统计范围仅包括有视频记录的公开活动。

指望联盟伙伴在二〇二四年大选后约束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狂热的想法同样落空了。二〇二五年四月,钱德拉巴布·奈杜领导的泰卢固之乡党和尼蒂什·库马尔领导的人民党(联合派)投票支持了瓦合甫法修正案,穆斯林组织认为该修正案侵犯了对社群财产的管理权。自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起,北阿坎德邦开始实行全国第一部统一民法典。全国性的法典暂时被搁置,但已在邦一级进行试点。

对新闻界和公民社会的手法则更为精细。八十四岁的耶稣会士、部落权利捍卫者斯坦·斯瓦米于二〇二一年七月依据反恐法《非法活动(防止)法》在羁押中去世,至死未能等到审判。独立新闻网站创始人普拉比尔·普尔卡亚斯塔于二〇二三年十月依据同一法律被捕,直到二〇二四年五月最高法院才裁定逮捕非法。据现有消息,过去十年间有两万多个非政府组织被吊销了接受境外资金的许可。在无国界记者二〇二五年新闻自由指数中,印度位列一百八十个国家中的第一百五十一位。从二〇一八年到二〇二三年,印度连续六年在断网次数上居世界首位,直到二〇二四年才把这一“桂冠”让给战火中的缅甸。

印着肖像的米袋:莫迪如何收买穷人

如果政权仅仅依靠恐惧维持,它不可能连续赢得三次全国大选。莫迪建立了任何一位印度总理都未曾有过的东西:在自己的面孔与选民的厨房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其基础是“阿达尔”生物识别身份系统,已发放的身份号码超过十三亿个,再加上直接转账到银行账户的机制。联邦中央通过这条管道发放燃气罐、“清洁印度”计划下的厕所建设资金、住房补贴以及总理农民收入支持计划的补助。自二〇二四年一月一日起,总理贫困者福利粮食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为八点一三五亿人保障免费口粮。印度政治学家把这一新的选民群体称为“受益者”。村长和地方官员被排除在链条之外,部分腐败也随之消失。这一成功必须承认,否则莫迪在选举中的稳固地位将无从解释。

代价是恩惠的个人化。总理的肖像被印在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和免费粮食的袋子上。补贴被包装成领袖的个人馈赠,宪法权利在这幅图景中不见踪影。由此便有了十月发出的那种威胁的直接逻辑:被从选民名册中删除的人,还可能失去口粮。投票权和一碗米饭被绑定在同一个数字身份号码上。

在这样的体系中,错误的代价以生命来计算。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贾坎德邦西姆德加县卡里马蒂村,十一岁的桑托希·库马里死于饥饿。她家的配给卡因未与“阿达尔”系统绑定而被注销,全家已经好几个月领不到口粮。一位代表受害者利益的知名印度人权律师声称,全国此类案例多达数万起,至少有十到十五个邦记录过饿死事件。我将他的估计作为诉讼一方的立场而非统计数据加以引述。

个人化无处不在。总理的月度广播节目《心声》自二〇一四年十月三日开播。在担任总理的十二年里,他在国内从未举行过一次接受记者提问的公开记者会:在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与阿米特·沙阿共同举行的唯一一次媒体见面会上,莫迪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二〇一四年十月,总理在孟买对医生们发表讲话时,把象头神甘尼什当作古印度存在整形外科的证据。二〇一九年一月在贾朗达尔举行的印度科学大会上,一名报告人宣称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是错误的,并提议把引力波命名为“纳伦德拉·莫迪波”。笑话在这里成了一种工具:文明自豪感要用来弥补殖民创伤,并为权力罩上神圣的光环。

这道光环出现裂痕的时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早。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莫迪亲自主持了阿约提亚罗摩神庙的开光仪式。四个半月后,印度人民党在包括阿约提亚在内的法扎巴德选区输给了社会党候选人阿瓦德什·普拉萨德。在全国范围内,莫迪的政党赢得二百四十席,而二〇一九年为三百零三席,十年来首次在五百四十三席的人民院中失去单独多数。政府依靠泰卢固之乡党的十六票和人民党(联合派)的十二票维持执政。

一无所有的一代

政权在城市的支柱是中产阶级,对他们来说,新建的高架桥和股市上涨足以弥补人权捍卫者被捕的代价。皮尤研究中心二〇二三年在二十四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五的印度人认为,由不受议会和法院掣肘的强势领导人执政,或由军队直接统治,是一种良好的治理形式。这是所有受访国家中的最高比例。支持军人统治的占百分之七十二,而二〇一七年这一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三。同期,对非民选技术官僚执政的支持率从百分之六十五升至百分之八十二。

在这层忠诚的厚土之下,还有一个与国家的交易已经失效的阶层。国际劳工组织与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二〇二四年印度就业报告》显示,青年占全国失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三。失业青年中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从二〇〇〇年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二上升到二〇二二年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七。根据二〇二六年定期劳动力调查的数据,十五至二十九岁人群的失业率约为百分之十五,而二十五岁以下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点三三。二十五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中,几乎每五人就有两人没有工作。

中产阶级之所以顺从,是因为他们有东西可以失去。一个来自巴特那或纳西克的二十岁毕业生却一无所有。忠诚的垂直体系既不能在国家机关、也不能在私营部门给他提供一席之地,而本应成为他社会上升通道的考试,已经沦为一场答案外泄的彩票。他剩下的只有愤怒和一部智能手机。

扳倒部长的蟑螂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导火索在最高法院的审判庭里被点燃。在审理一起假文凭案时,自二〇二五年十一月起担任首席大法官的苏里亚·坎特,把一部分失业青年比作渗入律师界、新闻界和知情权运动的蟑螂和寄生虫。法院随后解释说,这番话针对的是持有假文凭的人。但为时已晚。

迪普克第二天便作出回应。宣言宣布该党是“懒惰者和失业者”的代言人:没有工作,空闲时间很多,那你就是蟑螂,可以入党。据运动自己的数据,第一周就有一百万人加入,要求教育部长达尔门德拉·普拉丹辞职的请愿书获得了六十万人签名。各方统计估计,蟑螂人民党在“照片墙”上的关注者为一千八百万至两千万,而世界最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官方账号约有九百万关注者。国家的反应在意料之中:五月二十一日,该运动的推特账号在印度境内被封禁,几天后迪普克宣布,当局还屏蔽了运动的网站。

为公允起见需要指出,迪普克并非横空出世的普通学生。二〇二〇年至二〇二三年,他曾在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领导的平民党媒体团队工作,并为该党二〇二〇年在德里的胜选制作网络段子。亲政府评论员以此为证据,称“蟑螂”是反对派的项目。这一论据并非毫无根据,但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职业政治操盘手可以设计一个品牌,却无法让两千万人去关注它。

这场反抗的物质基础是一场考试。二〇二六年五月三日,两百多万考生参加了医学院校统一入学考试——全国本科医学入学资格考试。随后试题泄露事件曝光。政府将案件移交中央调查局,取消了考试并于六月二十一日组织重考,与此同时,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在电子阅卷中的违规行为也浮出水面。七月二十日,议会季风会期开幕当天,数千名蟑螂人民党支持者试图从简塔·曼塔尔游行至议会大厦,警方对学生与家长并肩站立的人群动用了催泪瓦斯和警棍。

此后事态发展之快,是莫迪政府所不习惯的。七月二十四日,几位联邦部长与运动领导人会面。七月二十五日,达尔门德拉·普拉丹在推特上发布了辞职信。“对我而言,这不是个人威望的问题。”他写道,并解释说辞职是为了不让“反国家势力”利用简塔·曼塔尔的局势。即便在离任之际,这位部长也没能忍住不用这个时代的头号标签。对于一个十二年来极少向街头让步的政权而言,这次辞职可与二〇二一年在农民抗议持续一年后废除农业法相提并论。

七月这一回合的结局,精准地诠释了“双重国家”的逻辑。在七月二十五日政府作出决定之后,应德里警方本身的请求,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撤销了针对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抗议参与者的全部刑事案件。与此同时,法院应中央政府的申请,批准对警方认定有严重犯罪前科的两千八百七十三人另行立案。对大众施以特赦,对点名的人员开展示范性处理。作为回应,运动取消了原定于九月五日举行的游行。

一九七八年的文凭,不能给外人看

九月,亲政府评论员试图打击迪普克,质疑他在波士顿求学的真实性。回击成了全年最痛的一刺。迪普克提议与总理同时公开各自的文凭。

这一击正中一个久已溃烂的痛处。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中央信息委员会应一名活动人士的申请,准许查阅德里大学一九七八年全部本科毕业生的记录,按照官方说法,莫迪正是在那一年获得了学位。大学对这一决定提出异议,二〇一七年一月德里高等法院暂停执行该决定,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萨钦·达塔将其最终撤销。副总检察长图沙尔·梅塔向法院保证,一九七八年的文学学士学位证书确实存在,大学愿意向法官出示,但不向外人出示。

我并不断言这份文凭不存在。这样的断言恰恰是我一再告诫同行要避免的:没有证据的指控。政治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一个为了不向公民出示一张一九七八年的纸而打了八年官司的国家,却同时要求近十亿选民出示证明其投票权的文件。

一亿三千万人和一位专员

秋季浪潮始于十月二日孟买的希瓦吉公园,数千人在那里集会。同一天在德里,警方在简塔·曼塔尔的抗议活动中拘留了约一千名参与者,其中包括前德里首席部长阿蒂希、政治人物约根德拉·亚达夫以及全印度学生联合会主席内哈·博拉。十月七日,在向选举委员会大楼进发的游行中,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被短暂拘留。十月八日,数千人走上班加罗尔街头。十月九日晚,反对派“印度”联盟的领导人向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递交了备忘录。

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来自执政联盟内部。其所在政党属于全国民主联盟的联邦部长奇拉格·帕斯万,十月九日在评论拘捕和停运列车时说:“这是印度的青年,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他们。”同一天,最高法院指出,十月十日不应全面关闭地铁和道路。

拘捕也在远离首都的地方进行。据迪普克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钱德拉普尔警方向活动人士发出通知,要求他们不要前往德里,并追查是谁为他们支付车票。印度共产党称,在中央邦伊塔尔西车站,从浦那出发的学生被赶下了火车。十月十日的最初消息称有数百人被拘留。那个星期六的完整图景仍在拼凑之中,我不会去替它补全。

巴库为何应当关注简塔·曼塔尔

简塔·曼塔尔与南高加索的联系比看上去更为直接。将本国两亿穆斯林公民变成嫌疑人的意识形态,同样决定着新德里的外交视角,在新德里看来,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构成了一条统一的敌对轴心。

事实如下。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帕哈尔加姆恐怖袭击和五月的“朱砂行动”之后,阿塞拜疆与土耳其一样支持巴基斯坦,印度社交网络上随即掀起了抵制赴阿塞拜疆旅游的运动。二〇二五年九月初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由于印度的立场,阿塞拜疆申请成为正式成员国一事再次未获通过。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会晤时公开表示,新德里因巴库与伊斯兰堡的盟友关系而在国际平台上对巴库实施报复。需要提醒的是,北京支持了阿塞拜疆的申请。

与此同时,亚美尼亚已成为印度武器的最大买家,印度财政部早在二〇二四年七月就通报过这一情况。据现有消息,在印度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财年四十一点一亿美元的国防出口中,约二十亿美元流向亚美尼亚,包括“阿卡什”改进型防空系统、“皮纳卡”多管火箭炮系统、“斯瓦蒂”雷达和先进牵引火炮系统榴弹炮。恰恰在巴库与埃里温构建和平架构之际,印度的火炮和防空系统成了亚美尼亚重新武装的基础。

由此得出的结论,对那些期待印度抗议带来地缘政治红利的人而言并不愉快。莫迪在国内的削弱,并不意味着新德里在南高加索的方针会自动软化。国防出口已成为印度的一门生意,而印度政治中的反巴基斯坦共识远不止于一个政党。巴库更明智的做法,是寄望于北京在上合组织内部的支持以及自身在中间走廊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不是新德里政治情绪的变化。

接下来会怎样:四个附有日期的预测

“蟑螂”推翻政权的情景,我认为是天方夜谭。莫迪手中仍握有强力机关、忠诚的电视台、受益者的钱包,以及二〇二五年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无需任何国家资助便能动员支持者的国民志愿服务团网络。抗议悄然消退的情景同样不太可能:运动的社会基础,即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会在一年内消失。

最有可能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阵地战,我愿意写下四个可供检验的预测。截至二〇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吉亚内什·库马尔仍将担任首席选举专员,因为政府不可能在半年内把第二位高级官员交给街头而不开创先例。最高法院不会叫停名册复核,但会在二〇二七年二月至三月北方邦选举之前,责成选举委员会启动恢复被除名者资格的简化程序。蟑螂人民党在这次选举之前不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为政党,而宁愿扮演议会外施压力量的角色。在二〇二九年大选之前,莫迪不会在印度举行任何一次接受记者提问的公开记者会。

印度有自己的历史先例。一九七七年一月,英迪拉·甘地满以为能轻松获胜而宣布举行选举,结果在三月连同自己的赖巴雷利选区一起输掉了大选。欧洲也有一个新近的例子: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二日,在匈牙利构建“非自由民主”长达十六年的欧尔班·维克托,败给了马扎尔·彼得领导的蒂萨党,后者在接近百分之七十八的创纪录投票率下拿下了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只要竞争依然存在,竞争性威权主义也会输。因此,印度的主战场在于选民名册。电视荧屏,当局早已赢得。

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没有答案。这场以网络段子形式诞生的运动,能否在国家找到办法沿宗教界线将其分裂之前,成长为一个组织?国家此前正是这样分裂了以往所有的抗议。夏天,在简塔·曼塔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并肩而立。到了秋天,争论的焦点恰恰成了穆斯林的选票。

在文凭一案中,副总检察长说出了一句比任何指数都更准确地描述当今印度国家的话:文件是存在的,可以给法官看,但不给外人看。二〇二六年十月,被当作外人的是一亿三千万人,他们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存在。“蟑螂”们提议交换各自的文件。政权的回答是关闭四十五个地铁站,并断网一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