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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世界正同时面临两场危机:一方面,劳动力短缺使经济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又正在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被经济体系淘汰的命运。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两场看似相反的灾难,描绘的其实是同一个未来。

蒂姆·奥哈罗今年79岁。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把选票投给共和党,也一直向共和党捐款。在威斯康星州东北部,他的家族经营着一座传承了四代的农场,饲养着1600头奶牛。负责挤奶、接生牛犊、人工授精以及利用计算机管理牛群的,是来自墨西哥和洪都拉斯的移民。其中一人十几岁时来到美国,二十年来掌握了农场里的所有工作,如今还在教农场主19岁的孙子学习这门职业。2026年3月,面对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移民执法突袭,这位老农场主说出了一句与他过去的政治经历几乎格格不入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共和党人。”

过去二十年,奥哈罗一直试图雇用当地人。他招过大学生,也雇过单亲母亲,甚至尝试聘用正在接受刑事调查的人。然而,几乎所有人最终都会在某个清晨、距离挤奶时间只剩几分钟时打来电话,告诉他今天不来了。

这座农场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期发达经济体的一个精确缩影。

工作岗位存在,却找不到愿意干活的人。

与此同时,在美国,同样的土地上,另一幕截然相反的剧情正在上演。

作为美国员工人数第二多的私营雇主,亚马逊公司根据2025年秋季泄露的内部文件,计划到2033年通过机器人技术,避免招聘超过60万名原本需要雇用的员工。

企业也越来越愿意把裁员归因于人工智能。根据咨询公司挑战者·格雷与圣诞公司的统计,2026年5月,美国企业宣布裁减约9.7万个工作岗位,其中约40%的裁员被企业归因于人工智能。

一个连牛棚挤奶工都找不到的经济体,却同时把隔壁办公室的会计人员赶出了大门。

人们习惯于将这视为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属于人口结构,另一个属于技术革命。

但我坚信,这其实是从两个方向观察同一个问题。

老龄化世界今天缺少劳动者,而正因为如此,明天它将缺少消费者。

美国的牛奶由华盛顿想要驱逐的人挤出来

威斯康星州被称为美国的乳业之都。乳制品产业每年为该州经济贡献超过500亿美元。

根据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估算,该州奶牛场约70%的工作由移民完成,他们主要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而且几乎都没有合法移民身份。

原因在行政制度层面其实非常简单。

美国的农业季节性工作签证只适用于季节性劳动,但奶牛一年365天,每天都需要挤奶两到三次。

尽管行业协会已经呼吁了整整二十年,美国国会始终没有为畜牧业建立全年有效的工作签证制度。

农场主支付的工资通常为每小时14至20美元,而且很难再提高。

乳制品行业的利润空间十分有限。牛奶收购价格由市场决定,奶牛场主对价格的控制能力,几乎不比对天气的控制能力强多少。

对于美国本地劳动者,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交易:天不亮就要起床,没有休息日,夏天忍受酷热,冬天面对威斯康星州刺骨的严寒。

然而,对于来自墨西哥乡村的工人,同样的收入却足以让他们在故乡盖起一栋房子。

早在2015年,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经济学家就计算出,移民占美国乳制品行业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如果他们突然消失,牛奶零售价格可能上涨约90%。

2004年,美国电影曾在讽刺喜剧《没有墨西哥人的一天》中演绎过类似情节。

如今看来,华盛顿似乎把那部喜剧当成了一份技术实施方案。

显而易见的替代办法是机器人。

一台自动挤奶机器人需要几十万美元,每年维护费用还要5000至1万美元。

一套挤奶设备大约能够服务60头奶牛。这意味着,奥哈罗的1600头奶牛需要大约二十五六套设备。

对于一家利润连支付工资都颇为吃力的农场而言,这意味着必须背负数百万美元的贷款。

因此,美国约2.5万座奶牛场中,根据行业估算,只有约10%使用机器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农场规模较小的欧洲,这一比例还要低约三分之一。

这便是未来的第一种形态。

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劳动者,因为机器暂时比人昂贵,或者还无法完成某些只有人类才能胜任的工作。

然而,这种经济模式的繁荣建立在一个必要条件之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须超过劳动人口的减少速度。

那么,这个条件真的能够得到满足吗?

被取消的奇迹:生产率停止增长

一位在美国被广泛引用的地缘政治预测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向公众传递一种令人安心的观点:人口减少带来的冲击将被技术进步抵消,劳动生产率会继续提高,因此,即使没有移民,老龄化社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能够增长。

然而,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乐观判断。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自2012年前后开始,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基本陷入停滞,部分领域自2014年起甚至出现下降。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战没有扭转这一趋势,乔·拜登执政时期的大规模产业补贴同样没有奏效。仅《芯片与科学法案》就为半导体产业安排了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近年来,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几乎完全来自服务业。

如今,服务业也面临威胁。

高技能行业的招聘活动已经降至接近经济衰退时期的水平。疫情期间曾推动生产率提高的员工流动,如今几乎停止。部分自动化设备投资也出现下降。

这一冲击可能恰好发生在企业开始大规模部署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刻,而人们对新一轮生产率飞跃的主要希望,恰恰寄托在这些工具之上。

全球情况同样谈不上乐观。

根据一项测算,在2000年至2025年间,劳动生产率排名前二十的国家,其每小时劳动产出从21.4至85.6美元的区间,变化为22.0至91.6美元。

研究者将其解释为年均增长约0.5%。

但我对这一算法抱有怀疑,而且怀疑的方向颇为出人意料。

如果直接根据区间两端的数据计算,年均增长率甚至更低,只有约0.1%至0.3%。

这不是进步,而是停滞。

爱尔兰在类似排行榜中的领先地位,与工程技术的天才突破没有多少关系。

2015年,爱尔兰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年之内增长了26%,原因是跨国公司把知识产权转移到都柏林,并将相关利润计入爱尔兰经济。

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戏称为“小妖精经济学”。

爱尔兰的生产率繁荣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统计账面之上,任何大型经济体都无法复制这种把戏。

人口减少还会给生产率停滞增加另一层机制,而乐观主义者往往不愿谈论这一点。

当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者越来越少时,雇主只能雇用能够找到的人,而不是最合适的人。

岗位竞争减弱,学习和提高技能的动力也随之下降。即使机器设备没有变化,单位劳动产出也可能减少。

一个人口不断减少的世界,完全可能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遭遇生产率下降。

修理柴油发动机需要五年:为什么美国年薪12万美元也找不到技师

2025年11月,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在一档大学播客节目中透露,公司的经销商网络有大约5000个汽车维修技师岗位长期无人应聘。

这些岗位的年收入最高可达12万美元,几乎是美国工资中位数的两倍。

但按照法利的说法,要掌握大型重载皮卡柴油发动机的拆解与维修技术,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法利进一步指出:“在一些至关重要的职业领域,我们有超过100万个岗位空缺,包括应急服务、货物运输、制造业,以及管道工、电工和其他技术工种。”

福特与经销商共同将未来汽车技师的奖学金项目规模从100万美元提高至400万美元。

但与超过100万个无人填补的岗位相比,这更像是一种姿态,而不是系统性的政策。

根据行业估算,到2027年,美国管道工的缺口将达到约55万人。

2025年,电工短缺人数估计约为8万人,到2030年可能增加至22.4万人。

2023年夏季,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宣布,将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座工厂投产时间从2024年推迟到2025年,并明确表示,原因是缺乏能够安装专业设备的合格技术人员。

这家最终承诺在该州投资1650亿美元的公司,遇到的障碍不是资金,而是人。

法利将问题归咎于薄弱的职业教育体系。

这一诊断只说对了一半。

职业培训中心扩张缓慢,首先是因为培训机构门前根本没有排队的人。

即使能够保证稳定收入,美国年轻人也不愿意大量进入劳动强度较高的体力技术行业。

美国劳动参与率已经从二十年前的约66%下降至约62%。

这里必须作出一个诚实的说明。

某些国际比较表格显示,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为61.9%,低于日本的63.6%,更远远落后于德国的80.8%和瑞士的84.4%。

但这种比较实际上混合了不同统计口径。

欧洲的数据通常针对15至64岁人口,而美国的数据覆盖全部16岁及以上人口,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的退休者。

如果只考察25至54岁的美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事实上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这一修正并没有消除问题,反而更加突出了问题的实质。

拉低总体指标的是人口老龄化。

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速度,已经超过年轻人进入市场的速度。

日本人力资源集团招聘控股公司的负责人出木场久征,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更加尖锐。

该集团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招聘平台之一。

在他看来,社会担心的根本不是最应该担心的事情。

根据该招聘平台的测算,未来十五年,美国劳动力规模将减少约2000万人。

其中约80%的减少来自人口老龄化,只有20%与人工智能有关。

日本通过大规模吸纳女性和退休人员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缺口。

但美国和欧洲几乎已经没有同等规模的潜在劳动力储备。

这位日本经理用一句非常生活化的话说明问题:“我不想为了修好家里的漏水问题等上两个月。”

按照他的说法,这恰恰就是今天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人工智能会先取代律师,而不是管道工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机器人研究人员就提出了一条后来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的规律。

对于机器而言,人类觉得困难的事情往往容易实现,而一个孩子不假思索就能完成的动作,对机器却可能难如登天。

1997年,计算机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但直到今天,一台能够在陌生公寓中可靠地叠好衣服,或者更换洗手池下方存水弯的机器人,仍然主要停留在技术演示阶段。

由此产生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对称性。

劳动力短缺最严重的地方,往往需要灵活的手指、身体平衡,以及在肮脏、复杂、不可预测的环境中随机应变的能力。

而劳动力过剩正在出现的领域,恰恰是那些可以归结为文字、表格和规则的工作。

2002年,一位美国城市研究学者提出了“创意阶层”的概念。

他把约3800万美国人归入这一群体,相当于当时就业人口的约30%。

其中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设计师,也包括金融从业者、律师、医生和管理人员。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分类。

人们发现,大多数所谓的创意专业人员,实际上从事的是遵循既定规则的常规性脑力劳动,而这些规则并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正因为如此,软件智能体才如此容易接管他们的工作。

根据一些估算,全球真正从事创造性劳动、其工作无法交给算法完成的人,大约只有3000万,相当于全部就业人口的约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自2024年1月以来,多次重申该组织的评估结果。

在发达经济体,人工智能将影响约60%的工作岗位;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一比例约为40%。

最贫穷国家的比例只有26%。

它们反而最不容易受到这场技术浪潮的直接冲击,而保护它们的恰恰是自身的贫困:这些国家可供算法接管的办公室工作本来就更少。

一位撰写过多部人类未来畅销书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把过去两百年来有关技术性失业的警告,比作《狼来了》的寓言。

他提醒人们,在原来的故事里,狼最终真的来了。

工业革命剥夺了人类对体力的垄断,却保留了人类在认知能力上的优势。

如今,机器开始挑战这种优势。

而且,机器根本不需要在整体智力上超过人类。

它只需要把某项具体任务完成得足够好。

最新的企业实践正在印证这一判断。

自2025年底以来,亚马逊已经裁减约3万个办公室岗位,相当于其办公室员工总数的约十分之一。

公司部分地将这些调整解释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升。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此前也曾公开警告,人工智能推动的自动化将导致企业内部办公室岗位减少。

中国正在关闭车间里的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发那科公司在富士山脚下建立了一座工厂,由机器人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组装机器人。

由此出现了所谓的“黑灯工厂”。

在这种车间里,照明已经不再必要,因为根本没有需要看清生产现场的人。

四十年来,这种生产方式一直被视为工程技术领域的奇观。

中国正在将它转变为国家工业政策的重要方向。

小米公司为其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工厂投资了约3.3亿美元。

公司创始人雷军表示,这座工厂能够全天候运行,在没有人工参与的情况下实现每秒生产一部智能手机。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2024年全球新安装工业机器人54.2万台,是十年前的两倍。

全球工业机器人保有量达到466万台。

其中,中国新安装29.5万台,占全球市场的54%,安装数量几乎是美国的九倍。

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已经超过200万台,约为美国的五倍。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新安装的机器人中,国产设备首次占到57%。

直到今天,一些讨论机器人革命的通俗文章仍在引用全球只有225万台机器人的数字。

这一数字已经比现实落后了整整一倍。

而这种错误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人们正在用过去的数据争论未来。

当然,也存在相反方向的夸大。

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2019年曾预测,到2030年,全球机器人数量将达到2000万台,其中1400万台位于中国。

按照目前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速度,这一预测显得过于乐观。

但同一份报告中的另一项估计,至今仍值得重视。

自2004年以来,每增加一台工业机器人,平均会替代1.6名制造业工人。

到2030年,机器人可能使全球最多2000万名工厂工人失去工作。

2020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根据美国数据得出了类似结论。

每1000名劳动者增加一台机器人,就会使就业人口比例下降0.2个百分点,并使工资下降0.42%。

北京推动机器人化的逻辑,主要不是节约成本,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中国工厂大约雇用了1.2亿人。

自2022年以来,中国总人口持续减少。

与此同时,200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接受所谓的“九九六”工作制度,也就是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上九点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

对于工厂主而言,机器人已经不再只是降低成本的工具。

它正在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

中国这一转型中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一种新职业的出现:机器人训练师。

来自农村地区和职业院校的年轻人,其中很多人没有大学学历,每月可以获得6000至1万元人民币的工资。

这与外卖配送员的收入大致相当,但他们在整洁的办公室里工作,而且这一职业被认为颇有前途。

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他们最多要完成十五种不同任务,每种任务重复十次,让机器记住相应动作。

有关部门已经正式将远程操控操作员纳入面向技能水平较低青年的新型职业培训项目。

于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群体正在认真而勤奋地训练机器。

而这些机器,未来可能恰恰会取代训练它们的人。

亚马逊永远不会招聘的六十万人

对于亚马逊泄露的内部文件,必须进行准确解读。

在大众传播中,这些文件经常被曲解。

亚马逊并没有计划“替换”60万名现有员工。

其机器人业务团队的设想是,到2033年将销售规模扩大一倍,同时将美国员工数量维持在大致现有水平。

换句话说,公司希望通过自动化,避免招聘原本需要增加的60多万名员工,其中到2027年就可以减少约16万名新增人员的招聘需求。

该团队的目标是将75%的业务流程自动化。

预计每处理一件商品可节约约30美分,而2025年至2027年的累计节省金额可能达到126亿美元。

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的亚马逊仓库配备了约1000台机器人。

与没有这些机器人时相比,该仓库所需员工数量减少了约四分之一。

亚马逊则表示,这些文件仅代表某个团队的看法,并不等同于公司的整体战略。

从政治角度来看,“解雇”与“不招聘”之间存在根本差别。

被解雇的工人会走上街头抗议。

但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工作岗位,不会有人为它哀悼。

新型失业由此变得不可见。

在这种失业形式中,甚至找不到拥有具体姓名的直接受害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据泄露文件显示,员工被建议避免使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词汇,而改用“先进技术”和“协作机器人”。

公司否认存在这种建议。

但如果这项建议确实存在,它所透露出的风险意识,比任何企业新闻声明都更加深刻。

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冷酷无情。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一台每小时运行成本约为5美元的人形机器人,可以替代两名时薪各为25美元的员工,并在整个使用寿命内创造约20万美元的经济收益。

我倾向于把这一估算归入投资界技术乐观主义的范畴。

毕竟,真正大规模部署在生产线上的人形机器人,目前尚未出现。

但这一计算所指向的方向并没有错。

2026年3月,美国私营非农业部门平均时薪为37.41美元。

人工劳动越昂贵,机器替代人工的投资就越容易收回成本。

机器人生产的商品,究竟由谁购买

至此,未来的第二种形态开始浮现。

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机器在工作。

而最大的陷阱,恰恰隐藏在这里。

机器人不吃饭,不睡觉,不休假,也不要求为车间供暖。

但机器人同样不会购买任何东西。

经济体系就像一架天平。

一边是“黑灯工厂”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另一边则是被这些工厂排挤出去的人们日益减少的收入。

一边的重量不断增加,另一边的重量便不断减轻。

仓库里堆满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出来的商品,而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却随着工资收入的消失而不断萎缩。

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星际日记》中伊翁·蒂希的第二十四次旅行里,描绘过这一机制。

在一个名为印第奥特的星球上,人们发明了能够无人监管、自行工作的“新机器”。

工人失去了收入,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活活饿死。

工厂生产的大量滞销商品堆积如山,甚至越过厂区围墙。

最终,饥饿的人群遭到武力镇压。

主人公询问工厂创造的利润究竟流向了哪里。

当地居民若无其事地回答,利润当然归那些“体面的人,也就是它们合法的所有者”所有。

我这一代人年轻时读过这个寓言。

当时,我们把它看作一篇讽刺资本主义的作品,而苏联的审查制度也正因为这一点允许它出版。

但到了2026年,再次阅读这个故事,感觉已经很不舒服。

我们还记得另一件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联报刊曾热情赞颂“无人化技术”和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认为这些创新将推动经济加速发展。

至于人类劳动者最终会去哪里,当时几乎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按照计划经济的官方定义,失业本来就不存在。

市场经济则没有这种奢侈。

美国工会文化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大概并非真实发生。

据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福特公司一名高管带领汽车工人工会领袖沃尔特·鲁瑟参观自动化车间。

这名高管带着嘲讽问道:“你准备怎样让这些机器缴纳工会会费?”

鲁瑟据说反问道:“那你准备怎样让它们购买福特汽车?”

没有文献能够证明这段对话确实发生过。

但它所揭示的经济本质,比许多研究报告都更加准确。

1811年至1816年,英国的卢德主义者通过捣毁纺织机械反抗工业化,最终失败。

1812年,英国议会甚至规定,破坏机器可以被判处死刑。

而工业革命最终创造的工作岗位,超过了它所消灭的岗位。

乐观主义者通常喜欢引用这一历史先例。

但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惕夫提出了另一个先例。

马。

内燃机的出现并没有让马通过职业培训转入新的行业。

马的数量只是急剧下降了。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向后代描绘过一个未来:到2030年,人们每周只需要工作十五个小时。

距离这一预言接受检验,只剩下四年。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建立一种能够在大规模无人生产的同时,持续维持商品货币需求的成熟机制。

如果向被机器取代的人发放生活补助,就必须通过对机器人化征税来筹集资金。

税率过高,机器人带来的经济收益就会被抵消。

税率过低,补助又不足以维持人们的生活。

最终,生产仍然会遭遇不断萎缩的需求。

2017年2月,比尔·盖茨提出,应当像对被机器人替代的工人工资征税一样,对机器人征税。

同一年,韩国减少了自动化投资的税收优惠。

这一措施被称为世界上第一种间接的机器人税。

2017年至2018年,芬兰开展了一项实验。

2000名失业者每月无条件领取560欧元。

实验参与者的生活感受和心理状态有所改善,但就业状况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实验最终没有延长。

一位拥有四十年从业经历、参与创办美国最著名科技杂志之一的未来学家,描绘了另一幅美丽图景。

人类因为觉得生育太麻烦而逐渐停止繁衍,于是邀请数以万亿计的合成智能体进入这个世界,为数量已经不多的人类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人类自己则专注于艺术、科学发现,以及与朋友共进午餐。

他坦率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经济体系究竟会如何运转。

他也提到,无条件基本收入可能成为未来的制度创新之一。

这种坦诚值得尊重。

但国家政策不能建立在这种坦诚所承认的无知之上。

巴黎那位亿万富翁的错误

2026年6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维瓦科技大会上,杰夫·贝索斯提出了一个迅速传遍世界的预测。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人工智能实际上会造成劳动力短缺。”

亚马逊创始人的逻辑是,人类想做的事情几乎无穷无尽,只不过目前受到各种障碍的限制。

而人工智能将消除这些障碍。

在同一场会议上,他还介绍了自己于2025年11月参与创办的普罗米修斯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该企业的目标是利用人工智能加快实体制造业的发展。

有一点,贝索斯是正确的。

对此,我毫不犹豫地承认。

未来十到二十年,发达国家能够参与工作的实际人口将越来越少。

企业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将不再是资本,而是人力。

出木场久征表达的其实也是同一个判断,只不过没有贝索斯那种近乎太空时代的乐观主义。

贝索斯真正的错误在于另一点。

他的思维仍然遵循大众消费时代的传统公式。

生产规模扩大,规模效应推动价格下降,消费者自然会出现。

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时代,这个公式确实行之有效。

但在人口老龄化的世界里,它正在失效。

工作人口,也就是能够持续获得劳动收入的人口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购买商品相对较少的老年人口却越来越多。

贝索斯没有解释,企业未来究竟要针对哪一种消费需求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也不能忽视发言者自身的利益。

一个旗下企业计划通过自动化避免招聘60万人、并且已经裁减3万个办公室岗位的人,却向全世界保证,未来人类劳动力将会短缺。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两种说法完全可能同时成立。

对于机器尚未掌握的工作,人手将严重不足。

而对于已经被机器接管的工作,人却会显得太多。

二十九台机器人与一百四十五台机器人的距离

对于后苏联地区的读者而言,这场讨论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切身。

俄罗斯几乎已经以最典型的形式进入未来的第一种状态。

失业率维持在约2%,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经济发展受到劳动力短缺的严重制约。

过去几十年,大量艰苦劳动一直由来自中亚的移民承担。

但2024年3月莫斯科近郊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发生恐怖袭击之后,这些移民的生活环境明显恶化。

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到2030年,俄罗斯必须跻身全球工业机器人密度排名前二十五位的国家。

要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制造业每一万名员工需要配备约145台工业机器人。

然而,关于俄罗斯目前的机器人密度,各方估算却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统计分歧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2026年,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安东·阿利哈诺夫表示,俄罗斯制造业每一万名员工只有29台机器人,并承认这一数字在2025年没有变化。

与此同时,咨询公司凯普特与因诺波利斯大学工业机器人中心的联合研究,得出了每一万名员工40台机器人的估算,并指出一年内增长了36%。

即使采用较为乐观的40台这一数字,俄罗斯仍然比目标水平低约3.6倍。

与全球每一万名制造业员工177台机器人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是超过四倍。

俄罗斯面临的风险,是被困在两种未来之间。

支撑第一种未来的人力已经不足,而进入第二种未来所需要的机器却还没有准备好。

农场主的孙子与价值二十五万美元的机器

人们通常把未来的两种形态视为彼此对立的选择。

但实际上,它们更可能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

首先,人口老龄化使经济体陷入劳动力短缺。

能够工作并且愿意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劳动生产率增长逐渐停滞。

接着,全面机器人化成为唯一看似可行的出路。

然而,当机器大规模替代人类劳动后,经济又将遭遇另一个困境:有能力为商品付款的人越来越少。

技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却制造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收入分配制度中寻找。

但这样的制度,迄今还没有人真正设计出来。

我愿意提出两个可以接受现实检验的预测。

第一个预测是,到2028年底,美国国会仍然不会为畜牧业建立全年有效的工作签证制度。

美国乳业将继续依赖缺乏合法身份的移民劳动者,直到机器开始逐渐取代他们。

第二个预测是,到2030年,俄罗斯制造业每一万名员工的机器人数量,甚至无法达到145台这一目标的一半。

至于最根本的问题,我只能将它保留为一个开放的疑问。

因为今天,无论经济学家还是各国政府,都没有给出诚实而可靠的答案。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经济体系视为不再需要的劳动者时,究竟由谁来供养他们?

供养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而这些人,是否还有能力购买机器人生产出来的商品?

在奥哈罗的农场里,农场主19岁的孙子正在向一位老师傅学习。

这位师傅十几岁时从墨西哥来到美国,二十年来一直用自己的双肩支撑着这座农场。

或许再过十年,这个年轻人就能够通过一台平板电脑管理整套自动挤奶设备。

机器将全年无休地为奶牛挤奶。

它们不需要休假,也不需要签证。

但它们绝不会购买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