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要求摒弃陈旧套路和形式主义活动。这一要求背后，是冷静而务实的判断：在网络攻击和人工智能时代，懂得核查信息来源、计算百分比的青少年，也在保卫国家。摆拍照片里的一面国旗，在这里无能为力。
2026年10月2日，新阿塞拜疆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960名代表齐聚盖达尔·阿利耶夫中心。这是该党历史上首次在国家完全恢复领土完整和主权之后举行代表大会。庆祝的理由无可争议。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向与会者重申，这场胜利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并补充道：“而且，我再说一遍，是独自取得的。”随后，这位国家元首把话题转向了通常不会出现在凯旋演说中的方向。
他谈起了威胁。
“意识形态风险不受国界限制，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互联网、网络攻击和人工智能的世界里。”总统说道。紧接着，他指出了妨碍国家抵御这些风险的内部短板：“现在是时候妥善组织意识形态工作，摒弃陈旧套路和流于形式的活动了。”
悖论就在这里。一个赢得了战争的国家，一场曾被对手数十年宣称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却在自身最强盛的时刻承认：旧有的育人手段已经耗尽效力。礼堂、第一排座位、学生手中的国旗、提前写好的发言稿、用于汇报的照片。当民族使命尚未完成时，这一切曾是等待中的仪式。2020年和2023年之后，这种仪式失去了原有意义。新的任务需要的是能够实干的人，而不是在镜头前展示恰当情绪的人。
胜利已经取得，如今对手从智能手机里走来
梳理时间线，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话题恰恰在此刻被提出。2020年9月27日至11月10日，历时四十四天的卫国战争使阿塞拜疆收复了大部分被占领土。2023年9月19日至20日的反恐行动，完成了国家主权的恢复。2025年8月8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领导人在华盛顿草签了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数周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决定解散明斯克小组。2025年12月1日，这个三十三年来一直装作在进行调解的机构正式停止运作。
军事阶段已经结束，信息领域的较量仍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2024年11月，巴库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时，阿塞拜疆对此有过切身体验：部分西方媒体和一些欧洲政界人士以一场舆论攻势迎接这次气候大会，环保不过是其招牌。多年来，巴黎一直在欧洲机构内部推动反阿塞拜疆议程，而巴库则公开提出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及其他海外领地的殖民遗产问题作为回应。此类交锋发生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流中，而那里的主要信息受众，是三十岁以下的人群。
一个细节颇具代表性：同样是在10月2日，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发布警告，提醒公众防范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网络诈骗。合成声音、伪造视频、冒用政府部门名义发送的逼真信件。能够骗走退休老人积蓄的技术，也能轻而易举地让大学生相信虚假新闻。总统描述了威胁，安全部门则在同一时间展示了这种威胁如何付诸现实。
由此，讲话的逻辑变得清晰。胜利之后，国家安全取决于数百万公民识别操纵的能力。坦克纵队在这里帮不上忙。能够发挥作用的是学校、大学、公平的规则，以及成年人的以身作则。
如今十八岁，当年十二岁：成年人常常忘记的一道算术题
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改变观察问题的角度。2026年秋季年满十八岁的阿塞拜疆公民，出生于2007年或2008年。2020年秋天，他还在读六年级或七年级。如今十岁的小学生，当时大约只有四岁。对这些孩子而言，2020年11月8日解放舒沙，是教科书中的事件，就像苏联解体对于他们的父母一样遥远。
成年人常常对青少年说话，仿佛他们亲历过1992年2月26日的霍贾雷、同年5月8日的舒沙陷落，以及萨特雷和比利亚苏瓦尔的帐篷营地。青少年没有这些记忆。三十年来，巴库在各类国际场合反复提及的约一百万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对学生而言只是一个数字。别人的记忆，只有经过讲解和亲身探究，才会成为自己的记忆。
我们这一代记者，写了三十多年的卡拉巴赫。几乎每篇这样的文章，结尾都带着等待的意味：正义被推迟，和平尚未来临，阿格达姆或菲祖利那套住宅的钥匙，仍挂在巴库出租屋墙上的一枚钉子上。2026年的青少年生活在一个等待已经结束的国家。我们需要向他们解释，这场等待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而不是强迫他们把别人的创伤当作自己的创伤来承受。
答案在于方法。学校研究项目可以围绕一段家族往事，或一座村镇展开。学生寻找文件，采访祖母，编制时间线，交叉核对证词，并且必须标明哪些内容已经得到证实，哪些仍属推测。材料最终进入学校档案。青少年由此成为被托付了一项严肃任务的研究者。经过一年的研究，他对迁徙历史的了解，会超过参加十次庄严集会所能获得的认识。
四项无人执行的决议：给高中生最好的一堂法律课
卡拉巴赫历史为国际法教学提供了独特素材。1993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四项决议：克尔巴贾尔被占领后于4月30日通过的第822号决议，阿格达姆被占领后于7月29日通过的第853号决议，以及10月14日通过的第874号决议和11月12日通过的第884号决议。四项决议都要求占领军立即撤出。然而，二十七年间，没有一项得到执行。
死记决议编号毫无意义。更有价值的做法，是把决议文本和1993年的战事地图放在一起，逐句分析其措辞。为什么联合国最高机构通过的文件始终停留在纸面上？为什么1992年成立、共同主席国包括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在三十年的谈判中，未能让阿塞拜疆收回哪怕一个村庄？只要提供材料，高中生就能自己找到答案：国际决定与决定的执行，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而后者要靠国家实力、经济、外交和军队来保障。
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就从这样的课堂中产生。自1993年起，阿塞拜疆的法律立场便无可指摘。收复领土的，是一支依靠油气项目收入建设起来、并从九十年代初的失利中汲取教训的军队。理解了这层联系的年轻人，就不会再相信，一份宣言或某个强大庇护者的承诺足以保障安全。2020年和2023年，亚美尼亚亲身检验了庇护者的承诺。阿塞拜疆学生则可以不付出同样的代价，就学懂这一课。
以谎言捍卫真相，代价比任何敌对宣传都更高
由此产生一项听起来严厉、也理应严厉的要求：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建立在绝对真实的基础上。捏造的引语、张冠李戴的照片、夸大的数字、未经证实的指控，对正义立场的伤害，甚至大于对手的宣传。一旦造假被揭穿，与之并列的那些完全真实的论断也会失去分量。习惯于几秒钟内转发揭假信息的年轻人，比成年人更快发现这些问题。
总统在大会上用一句简短的话阐明了这个原则：“我们不需要编造神话。”阿塞拜疆确实没有这种需要。联合国决议真实存在。被外国记者称为“高加索的广岛”的阿格达姆废墟真实存在。2020年之后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的雷区真实存在。事实有利于巴库，任何对事实的疏忽，都只是在给对手转移话题的机会。
热爱国家，不能免除作者核实信息的责任。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一个为捍卫祖国而传播伪造信息的人，正在拿公众对其所捍卫之物的信任冒险。
落后七十五分，跃升六十三分：巴库的学校发生了什么
最令人难以回避的话题，是教育质量。而在这方面，阿塞拜疆已经有了新的论据。在202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巴库十五岁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为397分，阅读为365分，科学为380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成绩分别为472分、476分和485分。巴库参测学生中，达到数学素养基础二级及以上水平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八，而经合组织平均为百分之六十九。按照经合组织采用的粗略换算标准，二十分大约相当于一学年的学习进度，因此数学相差七十五分，意味着落后三年多。
2026年9月8日，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结果公布。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巴库的数学成绩提高了六十三分，科学提高了六十分，阅读提高了四十分。按三个领域的总增幅计算，阿塞拜疆在九十一个参测方中位居第二。作为对比，所有参测教育体系中，只有十六个在数学成绩上实现了提升。同期，经合组织数学平均成绩下降至463分，阅读下降至461分。
如果以2022年的397分为起点，巴库学生的数学成绩便达到约460分，已逼近经合组织新的平均水平。三年间，首都学校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三年多的学习进度缩小到几个月。科学和教育部长埃明·阿姆鲁拉耶夫认为，这些变化的实际效果将在十年至十五年后显现，届时，如今的十五岁学生将进入经济活动领域。
这些数字为什么与爱国主义有关？一个难以理解所读文本的人，更难察觉概念和含义被偷换。数学素养不足，会妨碍人们理解百分比、预算和统计比较，而绝大多数信息操纵正是建立在这些内容之上。早在1784年，伊曼努尔·康德就提出了启蒙的要求：“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今天，这句话听起来就像给教育体系下达的一份任务书。国家抵御信息操纵的能力，始于一堂普通的数学课。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日后能够检验的预测。阿塞拜疆已经签署了参加202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协议。如果当前的发展轨迹得以保持，那么在接近2030年年底公布的这一轮结果中，巴库学生的数学成绩将超过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在有关国家未来的讨论中，这样的突破将比任何庄严的决议更有分量。
芬兰的办法与新加坡的准则：巴库该取什么、舍什么
训练方法并不陌生。给学生三则关于同一事件的信息：一则真实，一则部分失真，一则完全虚构。任务是寻找原始来源，核查日期，区分事实与评价，找出被省略的背景。然后解释，为什么错误的信息看起来令人信服。评价的是推理过程，而不是有没有猜中答案。经过一年的此类训练，青少年会养成先核实、后转发的本能。在一个每天有数百万人通过即时通信工具转发消息的国家，这种本能就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芬兰已经将这类实践发展为一套体系。其国家教育署把媒介素养视为跨学科能力，自201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核心课程，将处理文字、图像、图表、统计数据和视频的能力培养分配到不同学科之中。成效可以衡量：尽管芬兰与一个数十年来持续对其施加信息压力的国家接壤，它仍长期位居欧洲抵御虚假信息能力排行榜前列。
照搬芬兰模式毫无意义，但持续实践的原则完全可以借鉴。数学课分析如何利用百分比和截断坐标轴的图表误导公众，历史课研究文献来源，文学课分析语言如何影响情绪，信息技术课讲解虚假账号和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的运作方式。这需要经过培训的教师、教学材料和课程表中的实际课时。没有资源保障的职责，只会变成计划表上又一行字，而总统所要求摒弃的，正是这种东西。
新加坡提供了另一种框架。1984年提出的全面防卫理念，将军事、民事、经济、社会和心理五个方面结合起来。2019年，又加入了数码防卫。每年2月15日，也就是1942年新加坡沦陷的纪念日，该国都会纪念全面防卫日。这一天，学生学习的不是阅兵式上的光鲜场面，而是各种危机情境。爱沙尼亚在2007年4月遭遇网络攻击之后，也走上了类似道路，并于二十一世纪一〇年代初组建了由民间程序员和工程师参与的志愿网络防卫部队。
对阿塞拜疆而言，这些案例启示我们，应当更广泛地理解公民责任。保护占贾一家医院信息系统的专家，履行的是国家任务。自2020年起向欧洲输送阿塞拜疆天然气的南部天然气走廊，其压气站上的能源技术人员，也在维护国家作为可靠供应方的声誉。按时履行合同的企业家，则在巩固支撑独立外交政策的经济基础。让年轻人在这张全景图中看清自己的具体位置，是有益的。这样，爱国主义就能延续到他选择的职业和工作的质量之中。
不靠打招呼的选拔：为什么公平发放的奖学金比一堂勇气教育课更有力量
夏尔·路易·孟德斯鸠在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中写道：“正是在共和政体之下，才需要发挥教育的全部力量。”他把政治美德同时与热爱法律和热爱祖国联系起来。对我们讨论的主题而言，结论十分直接：每一项能够说明规则是否对所有人同样有效的决定，都比任何一堂课更能教育年轻人。
青少年密切关注奖学金如何分配、竞赛如何举行、实习名额如何安排。透明的程序让人相信自己的努力：胜出者知道自己为什么获得机会，落选者也明白应该补足哪些能力。阿塞拜疆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扎实经验。通过国家考试中心组织的统一入学考试，早已将人为干预排除在大学招生之外。2012年建立的阿桑公共服务网络，将数十项政府服务纳入统一、透明的服务体系，并于2015年获得联合国公共服务奖。总统提出的，正是把这套逻辑推广到意识形态工作中：以实效取代做样子。
每一位官员、教师和管理者都在参与育人，即使这不在他们的岗位职责之内。兑现的承诺、有理有据的拒绝、得到纠正的错误、对投诉作出的尊重回应，都会塑造一个昨天刚在课堂上听过公民责任的年轻人对国家的认识。青少年会把课堂上听到的，与办事机构里看到的作比较。言行一致，比任何呼吁提高觉悟的口号，都更能巩固信任。
家庭仍是公民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孩子观察父母如何对待邻居、工作、公共财产，以及自己作出的承诺。父亲若当着儿子的面托人安排在诊所插队，就足以抵消十次有关诚信的主题班会。母亲按时缴纳电费，不从阳台往外扔垃圾，无须喊一句口号，就能教会孩子共同家园应当如何运转。国家项目能够支持这些规范，但成年人亲身示范的特殊力量，恰恰来自日复一日的重复，而这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做到的。
民族文化为这类工作提供了丰厚素材：语言、文学、木卡姆音乐、舒沙和舍基老街区的建筑，以及各地区的地方史。年轻人可以创造性地运用这些遗产，拍摄纪录片，记录老居民的口述，将经典作品译成英语，介绍给国外同龄人。这里的质量要求必须达到专业标准，因为粗糙的剪辑和历史错误，不会因主题正确而变成优点。尊重自己的文化，就意味着严格要求它以怎样的面貌呈现给世界。
老兵不是道具：军事训练不应成为迷彩服表演
军事教育仍然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其军队刚刚证明了自身效能的国家。它的内容必须专业。体能训练、野外定向、纪律、团队协作，以及由合格教官指导的急救训练，这些技能在地震、火灾或事故中，与在军队里同样有用。照片中的迷彩服，不能说明一个人是否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遵循指令、保持镇定、在不冒无谓风险的前提下救助伤员，这些能力来自反复训练，而非摆姿势。
与卫国战争老兵和烈士家属见面，尤其需要细致体贴。参与必须自愿，问题应当提前准备，交谈必须充满尊重。老兵不是为了煽动情绪而拿来装点活动的道具。讲述菲祖利附近战壕里的相互扶持，讲述指挥官肩上的责任，讲述重返和平生活的困难，比任何海报都更真实地说明胜利的代价。当纪念碑上的姓名背后出现具体的人生，包括职业、爱好、喜欢的音乐和寄回家的信件，记忆才会变得更深刻。
四万名志愿者与二百八十亿马纳特：爱国主义在哪里找到用武之地
爱国主义需要有益行动的实际体验，而阿塞拜疆已经拥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2013年12月成立的阿桑志愿者组织，招募十五岁至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以两个月为一期，在公民服务中心开展志愿服务。根据该组织自身的数据，已有超过四万名志愿者参与其中，举办了五千五百余场培训，实施了八百五十多个本地及国际项目，超过三千三百名完成服务的参与者通过阿桑人才平台找到了工作。帮助老年访客学会使用电子服务的志愿者，会学到耐心。参加轮班工作，会懂得迟到的代价。由此产生相互依赖的切身体验，而成熟的公民意识正建立在这种体验之上。
卡拉巴赫为这种体验打开了一个此前任何一代阿塞拜疆人都未曾拥有的空间。总统在大会上表示，目前有九万六千人在卡拉巴赫和东赞格祖尔生活、工作和学习，曾经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已在四十八个居民点安置下来，国家为这些地区的重建拨款二百八十亿马纳特。必须准确理解九万六千这个数字：它既包括居民，也包括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人。这些数字背后，是建筑师、教师、能源专家、农艺师、医生和企业家的职业机会。
位于汉肯迪的卡拉巴赫大学，是最好的例证。总统于2023年11月28日签署建校令，学校于2024年9月20日正式启用。在首个学年，即2024至2025学年，学校计划招收1120人，实际录取1104人，招生计划完成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五，其中101名新生的入学考试成绩超过600分。到2025年底，学校六个学院共有2154名学生。2026至2027学年，学校在四十九个专业招收1235人，在校生总数接近3500人，学院增至九个。据埃明·阿姆鲁拉耶夫部长介绍，成绩超过600分的新生人数，比首届翻了一番。
这些数字背后，是历史性的转变。一座曾连续三十年充当分离主义政权首府的城市，正在成为阿塞拜疆的大学教育中心。高分考生自愿选择汉肯迪，通过竞争录取入学。对于卡拉巴赫的融合而言，任何宣传运动的作用，都比不上一栋住满择优录取学生的大学宿舍。
下一个重要节点，现在就可以明确。2028年夏天，卡拉巴赫大学将迎来首届本科毕业生。衡量成功的主要指标，不是颁发多少张文凭，而是有多大比例的毕业生愿意留在卡拉巴赫和东赞格祖尔工作。如果这一比例超过一半，该地区就会拥有自己的专业精英，土地的回归也将转化为生活的回归。
将大学生实习与当地村镇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做法。未来的教师在新学校授课，工程专业学生研究“智慧村庄”的基础设施，经济专业学生分析小企业的发展条件。年轻人能够在某个具体村庄的生活中，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这种经历，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培育对国家的感情。
与此同时，青年政策必须保持全国性的覆盖范围。来自列里克或盖贝莱偏远村庄的学生，与巴库同龄人一样，有权使用实验室、参加体育训练、得到优秀导师的指导。如果参与项目需要承担交通和住宿费用，那么纸面上向所有人开放的机会，实际上只属于一部分家庭。因此，应该评估的是项目能否真正惠及青年，而不是它是否被写进了计划。
学生不及格，也是导师的失败：如何衡量镜头拍不到的成果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指出：“一个人如果永远只是学生，便是对老师最差的报答。”用在教育领域，这句话界定了导师的职责：培养能够独立作出决定的人。在青年组织中，这意味着年轻人有权提出项目、论证预算、组建团队，并对结果负责。如果成年人事先安排好了每一个动作，参与者就无法获得决策经验。
新阿塞拜疆党各地区组织拥有广泛的网络，能够把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与教师、企业家、老兵及工程师联系起来。形式并不复杂：一个当地问题、一支小团队、一位导师、一个完成的项目，以及一次公开的成果讨论。年轻人的方案可能并不完善。但正是纠正错误的过程，才能把“出席一场活动”变成“参与国家生活”。
成果必须用新的方式衡量。先记录参与者原有的知识与技能，再实施项目，半年后检验究竟留下了什么。需要检查四件事：参与者是否学会辨认不实信息，是否能够处理文献材料，是否把自己的项目做到了最后，以及项目结束一年后是否仍在参与社会服务。收集这些指标，比统计礼堂里有多少观众困难得多，但它们能够说明，投入的金钱和时间是否获得了回报。没有成效的项目必须接受分析：是年龄不合适、导师能力不足、日程过于繁重，还是根本没有真实任务？一个把每场活动都宣布为成功的体系，会丧失学习能力。总统所说的摒弃套路，就从允许承认某种形式失败开始。
每日的公民投票：如果巴库成功了，谁会输
1882年3月11日，欧内斯特·勒南在索邦大学发表《何谓民族？》演讲，将民族的存在称为“每日的公民投票”，即不断重申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的意愿。对于多民族的阿塞拜疆而言，这一表述尤其准确。列兹金人和塔雷什人、阿瓦尔人和乌迪人、俄罗斯人和山地犹太人，都参与了国家建设，并在2020年为国家而战。孩子应当能够在共同国家的历史中，看到自己家庭的身影。阿塞拜疆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正是建立在这种认同之上。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出国留学的年轻人。与其根据居住地址判断一个人的信念，不如问他获得了哪些能力。欧洲或美国大学的毕业生，能够带回科研合作、技术和商业合同。邀请参加一场隆重的招待会，通常无法替代一份与其专业能力相匹配的工作机会。
还剩下任何严肃分析都会提出的问题：谁会受益，谁会受损？首先受益的是国家，因为它将拥有一批不可能被社交媒体一夜之间煽动得改变立场的公民。经济同样受益，因为卡拉巴赫和能源项目将得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受损的，是那些把算盘打在阿塞拜疆社会信息防御薄弱之处的人：至今仍不接受2020年和2023年结果的复仇主义势力，以及习惯于通过媒体攻势向巴库施压的外部力量。那些学会用活动数量交差的官僚，也会成为输家。他们的报表，将不再被当作成果。
还有一个问题尚无答案。新的方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代表大会的讲台，走进那些教师多年沿用同一套流程组织例行集会的乡村学校？这一过程的速度，将决定2026年的年轻一代能否在新的体系中成长，还是会与之失之交臂。
教育的真正成果，将体现在没有人拍照的行动中。工程师拒绝在存在安全隐患的技术方案上签字。记者重新核实一条有利于自己立场的新闻。卡拉巴赫大学的毕业生，即使在巴库能够拿到更高薪酬，仍决定留在阿格达姆工作。成千上万的阿塞拜疆家庭，至今还保存着那些三十年间无法返回的住宅的钥匙。对于2007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这样一把钥匙已不再是失去家园的象征。它重新成为一件普通物品，孙辈可以把它放在教室的桌子上，讲述它曾经打开过哪一扇门。在一个孩子们能够依据日期和文献、准确讲述这段历史的国家，安全比任何宣言所能承诺的都更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