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卡拉赢得了阿拉伯民众的掌声。然而，当加沙开始真正分配角色时，土耳其的席位却成了多余的。这个细节，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说明土耳其雄心的边界。
1908年，第一列从大马士革开来的火车驶入麦地那。汉志铁路历时八年建成，资金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捐款。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将其视为帝国的钢铁脊梁：朝觐者、军队、邮件以及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命令，都应该在几天内抵达圣城，而不再需要一个多月的驼队旅程。十年后，麦加谢里夫领导的贝都因武装与英国军官一道，有计划地炸毁这条铁路的铁轨。铁路最终与帝国一同死去。
2026年6月，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恢复这条铁路的备忘录，线路计划经叙利亚和约旦延伸，并有望进一步通往阿曼。这项协议的象征意义远比表面看起来更深。奥斯曼时代的铁路正在回归，但如今，利雅得已成为共同所有者，并由自己决定列车何时、驶向何方。
这段历史几乎浓缩了一个如今在中东越来越频繁被提出的问题：把支持巴勒斯坦变成自身最重要外交资本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能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我的观点很明确。土耳其有能力成为阿拉伯空间内最具影响力的非阿拉伯力量，但它不会领导这个世界。阻碍它的并不是所谓“阿拉伯人永远厌恶土耳其人”的神话，因为社会调查恰恰推翻了这种说法。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个可以由某个国家统一领导的阿拉伯世界，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新月之下的四百年：每一方都按照自己的方式重写的记忆
1516年8月24日，塞利姆一世的军队在阿勒颇以北的马尔吉达比克击败马穆鲁克军队。1517年1月，开罗陷落。此后的四个世纪里，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汉志以及北非大部分地区，以不同形式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政治轨道。
把这一体系称为“土耳其殖民帝国”是一种时代错置。17世纪的大马士革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关系，与19世纪阿尔及利亚和巴黎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阿拉伯人担任法官、总督、军官和税务官，大量地区由本地王朝治理，而共同的伊斯兰合法性对这一体系的维系，往往比驻军更加牢固。
真正开始破坏这一体系的是民族主义，而且土耳其与阿拉伯两方面的民族主义几乎同时出现。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政府推动中央集权，并扩大土耳其语在行政体系中的使用，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将其视为“土耳其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把矛盾推向绞刑架。青年土耳其党政权三巨头之一、驻叙利亚第四集团军司令杰马勒帕夏，下令处决数十名阿拉伯活动人士。1916年5月6日清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同时举行绞刑。贝鲁特处决这些人的广场至今仍被称为烈士广场，而5月6日后来成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烈士节。
一个月后，即1916年6月，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在麦加举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旗帜。从这里开始，历史逐渐被神话取代。帝国内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没有参加这场起义，数以万计的阿拉伯士兵直到战争结束都仍身穿奥斯曼军服作战。然而，这些事件却催生出两种镜像式叙事。土耳其叙事认为，在英国指使下，阿拉伯人从背后捅了土耳其一刀。阿拉伯民族主义叙事则把那四百年描述为土耳其占领。两种说法都比真实历史简单得多，却又惊人地顽固。
此外还有一段土耳其不愿经常提起的历史积怨。1939年，法国将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交给安卡拉，该地区随后成为哈塔伊省。数十年来，叙利亚学校使用的地图一直把这片领土标为叙利亚的一部分。在叙利亚国家主义者眼中，土耳其人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存在并没有随着1918年的到来而结束。
纳赛尔建造了一座没有为土耳其预留房间的房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地区政治最主要的语言。此时的土耳其几乎在所有意义上都站到了对立一边。1949年3月，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三年后，它加入北约。1955年，土耳其又成为巴格达条约的创始成员之一，而开罗将这一联盟斥为西方控制地区的工具。1957年秋，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大马士革认为这是按照华盛顿要求准备发动入侵。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成为从卡萨布兰卡到巴士拉都有人倾听的声音。1958年2月1日，埃及与叙利亚宣布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个项目背后的逻辑几乎无可辩驳：阿拉伯人构成一个统一民族，阿拉伯人的命运应该由阿拉伯人自己决定。
在这种政治架构中，土耳其从定义上就没有位置，无论从语言、身份、联盟还是历史记忆来看都是如此。由此产生了一条理解土耳其地区雄心时必须牢记的根本分界线。安卡拉完全可以合理地争取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强国之一，但如果它希望领导阿拉伯国家联盟的22个成员国，就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阿拉伯人为什么要把领导授权交给一个非阿拉伯国家？
达沃斯的一分钟，抵得上十年外交
悖论在于，埃尔多安比奥斯曼帝国最后几位苏丹之后的任何一位土耳其领导人，都更加接近这道门槛。
2009年1月29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一场讨论加沙问题的会议上，他与以色列总统希蒙·佩雷斯发生激烈争论，要求主持人再给自己“一分钟”，随后离席。回到伊斯坦布尔时，大批挥舞旗帜的人群迎接了他。阿拉伯电视台连续数周播放这一片段：一位土耳其领导人公开对以色列说出了大多数阿拉伯统治者甚至不敢在闭门会议中说出的话。
2010年5月31日，以色列特种部队突袭参加“自由船队”、正驶往加沙的“马维·马尔马拉”号船只。九名土耳其公民死亡，第十人后来因伤不治。埃尔多安作为巴勒斯坦人捍卫者的形象由此彻底定型。
象征资本背后还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土耳其经济以令欧洲人羡慕的速度增长。2008年，土耳其电视剧《努尔》据估计吸引了数千万阿拉伯观众，伊斯坦布尔则成为阿拉伯中产阶级最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土耳其向外展示的是一种伊斯兰信仰、选举制度、市场经济与高效国家可以同时存在的模式。对于厌倦老迈独裁政权的阿拉伯民众而言，这几乎像是一种启示。
押注穆斯林兄弟会：安卡拉如何赢得2011年，却输掉埃及
阿拉伯之春为安卡拉打开了一扇窗口。当时担任外交部长、并提出“战略纵深”理论的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机会。其计算非常清楚：如果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旧政权倒台之后，温和政治伊斯兰力量上台，而这些力量又在意识形态上接近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那么土耳其自然会成为这一广大空间的中心。
其中的关键是埃及。穆罕默德·穆尔西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曾经让土耳其与埃及建立能够重新塑造整个地区格局的战略组合成为可能。
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罢免穆尔西。时任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一年后成为总统。埃尔多安拒绝承认这一政权更替，公开称塞西为暴君，伊斯坦布尔则成为埃及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避风港，这些反对派甚至在那里拥有自己的电视台。两国关系彻底崩溃。
土耳其为这次押注付出的代价，可以从伊斯坦布尔一家主要研究基金会的年度调查中清楚看到。2011年，在地区16个国家的受访者中，78%对土耳其持正面看法；2012年降至69%，2013年进一步降至59%。埃及的数据更像断崖式下跌：2011年为86%，2012年为84%，2013年只剩38%。
教训十分残酷。土耳其确实拥有巨大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极其脆弱，而且首先取决于安卡拉选择在别国国内与谁结盟。
开罗：不愿让出首位的自豪
埃及始终是任何土耳其领导诉求面前最根本的障碍之一。这里拥有超过1.07亿人口、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爱资哈尔大学，以及阿拉伯新闻、电影、文学和外交传统的重要中心。阿拉伯国家联盟1945年在开罗成立，除1979年至1990年戴维营协议之后总部迁往突尼斯的一段时期外，其总部一直设在开罗。对埃及而言，这始终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地区秩序。
在埃及国家机器看来，土耳其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庇护直接威胁到政权本身。随后，两国竞争甚至进入军事层面。2019年11月，安卡拉与的黎波里政府签署安全与海上边界备忘录，2020年1月又向利比亚派遣军人和无人机。埃及和阿联酋则支持哈利法·哈夫塔尔领导的另一阵营。2020年夏季，塞西公开宣布苏尔特至朱夫拉一线是红线，一旦越过，埃及军队将介入。
两国和解用了将近十年。2022年11月20日，埃尔多安与塞西在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上握手。2023年7月，两国恢复互派大使。2024年2月14日，埃尔多安十二年来首次访问开罗；同年9月4日，塞西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安卡拉，并表示此次访问体现双方开启友好合作新阶段的共同意愿。双方提出将贸易额从2024年约90亿美元提高到150亿美元。
外交措辞背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安卡拉不再试图改变埃及政权，而开始同它做生意。开罗接受了土耳其投资，埃及政府估计其规模约为40亿美元，土耳其无人机也进入双方谈判议程。但是在地区首位问题上，开罗没有让出一毫米。
利雅得与阿布扎比：竞争者拥有自己的宏大计划
在与沙特阿拉伯的竞争中，有一个层面是土耳其原则上无法取胜的。沙特国王拥有“两圣地监护人”的称号。麦加和麦地那赋予利雅得一种既无法购买也无法征服的宗教地位。每当安卡拉谈论在逊尼派世界的领导地位时，它就会进入一种象征性竞争领域，而沙特从一开始就握有无法复制的王牌。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又在宗教地位之外，加入了把沙特打造为地区金融和科技中心的雄心。2018年10月2日，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此后土耳其方面数月间逐步公布调查细节，两国关系陷入严重危机。2022年4月，埃尔多安访问吉达；6月，沙特王储访问安卡拉。2023年7月，利雅得与土耳其拜卡公司签署“阿肯哲”攻击型无人机采购合同，安卡拉称其为土耳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出口协议。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领导下的阿联酋则建立了与土耳其模式几乎相反的影响力体系：强烈反对政治伊斯兰主义，把资本、港口和物流作为核心工具。从开罗到班加西，阿联酋资金长期支持安卡拉的对手。转折出现在2021年11月，本·扎耶德访问安卡拉，并宣布设立100亿美元基金投资土耳其。到2023年7月，两国签署的一揽子协议总规模已被估算为507亿美元。
卡塔尔则属于特殊情况。2017年6月5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宣布封锁多哈后，土耳其议会迅速批准向驻卡塔尔军事基地增派部队。多哈从未忘记这一点。然而，与一个本身就拥有独立媒体影响力和调解战略的国家结盟，只能使土耳其成为阿拉伯世界某个权力中心的伙伴，而不是凌驾于这些中心之上的仲裁者。
叙利亚：一场不得不与别人分享的土耳其胜利
叙利亚战争彻底打破了土耳其只是一个软实力国家的形象。2011年以前，埃尔多安与巴沙尔·阿萨德举行联合政府会议，两家人甚至一起度假。起义爆发后，安卡拉成为反对派最重要的后方基地。随后，土耳其在2016年发动“幼发拉底之盾”行动，2018年在阿夫林发动“橄榄枝”行动，2019年10月发动“和平之泉”行动。与此同时，自2019年起，土耳其军队还持续在伊拉克北部实施一系列“利爪”行动，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数十个土耳其军事据点早已成为当地长期存在的一部分。
巴格达对安卡拉还有一个在讨论巴勒斯坦时很少被提及的抱怨：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都发源于土耳其，东南安纳托利亚项目的一系列大坝使安卡拉拥有任何阿拉伯首都都无法比拟的水资源杠杆。2018年夏季，伊利苏大坝开始蓄水时，巴格达附近底格里斯河水位急剧下降，在伊拉克引发强烈反应，以至于安卡拉被迫推迟蓄水。对于伊拉克南部农民而言，土耳其影响力是用立方米衡量的，而不是用埃尔多安关于加沙的演讲衡量的。
从安卡拉的角度看，这涉及国家安全以及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但在相当一部分阿拉伯政治力量看来，他们看到的是外国军队驻扎在阿拉伯土地上。同一个土耳其，在加沙被视为捍卫者，在多哈被视为救援者，在埃及伊斯兰主义者眼中是盟友，在埃及安全机构眼中是敌人，在巴格达民族主义者眼中甚至是占领者。所谓统一的“阿拉伯人对土耳其的态度”，根本不存在。
2024年12月8日，长期在伊德利卜并处于土耳其庇护之下的沙姆解放组织发动攻势，阿萨德政权最终垮台。很多人随即宣布叙利亚已经成为土耳其的保护国。然而，现实要复杂得多。出生于利雅得的艾哈迈德·沙拉在成为总统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了沙特阿拉伯。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亲王于2025年1月24日抵达大马士革，早于大多数同行。2026年2月7日，沙特与大马士革签署约53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其中包括升级阿勒颇机场以及建立一家叙利亚与沙特合资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2025年，土耳其对叙利亚出口额超过30亿美元。2026年6月，土耳其贸易部长奥梅尔·博拉特在加济安泰普与阿勒颇经济论坛上表示，目标是在两年内把双边贸易额提高到50亿美元。这些数字相当可观，但与沙特规模相当，而不是压倒性的。沙拉正在华盛顿、安卡拉、多哈和利雅得之间进行自己的平衡外交，这种策略本身就排除了任何一方形成绝对支配地位的可能。还必须加上以色列因素。2026年8月18日，以色列空军在土耳其代表团离开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数小时后对该基地发动袭击。叙利亚已经成为安卡拉争夺影响力的竞技场，但它并没有成为安卡拉的附庸。
让“永恒敌意”神话破产的数据
所谓阿拉伯人从历史上就不接受土耳其人的说法，一旦接受社会调查检验，便站不住脚。
2025年阿拉伯舆论指数是该地区历史上同类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15个阿拉伯国家进行了40130次面对面访谈，其中还包括阿萨德政权垮台后首次在叙利亚实施的类似调查。49%的受访者积极评价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的政策，33%持负面评价。作为比较，对美国同一领域政策持负面态度的人达到76%。根据2023至2024年上一轮“阿拉伯晴雨表”调查，在约旦，79%的受访者对土耳其持好感，71%赞同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
历史记忆确实存在，但它并不是一道不可跨越的民族壁垒。
然而，来自巴勒斯坦的最新数据，却显示土耳其影响力的基础已经出现裂缝。第九轮“阿拉伯晴雨表”调查于2025年10月8日至26日进行，样本为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的1655人。调查发现，对土耳其持好感者的比例，从2023年10月7日前的65%下降至51%。同期，对伊朗持好感者从28%升至42%，涨幅最大。研究人员对此给出了非常直接的解释：巴勒斯坦人奖励那些在他们看来为抵抗提供实际物质支持的国家，而惩罚那些主要扮演调解者角色的国家。
巴勒斯坦内部的差距同样巨大。在加沙，70%的人积极评价土耳其；在约旦河西岸，这一比例只有38%。71%的加沙居民赞同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而约旦河西岸只有43%。在外国领导人支持度方面，他依然位居首位。然而，调查最重要的问题涉及的并不是好感，而是信任：谁能够公正地调解巴勒斯坦问题？31%的受访者选择埃及，30%选择卡塔尔，而选择土耳其的只有19%。
这就是土耳其问题的公式。人们喜欢埃尔多安，却不给他授权，即使是那些喜欢他的人也是如此。
响亮的言辞与安静的贸易
阿拉伯民众先听语气，然后看账单。土耳其早在1996年就与以色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于1997年生效。2023年，两国贸易额约为68亿至70亿美元，土耳其还是以色列建筑业钢材和水泥的主要供应国之一。与此同时，埃尔多安不断称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屠夫”，并把以色列称为“恐怖国家”。
真正的转折来得很晚。2024年4月，安卡拉禁止向以色列出口54个类别中的1019种商品；5月2日，又宣布全面停止贸易。一年后，以色列方面估计，经第三国进入以色列的土耳其商品非正式贸易额每月仍有1亿至2亿美元，而土耳其方面否认了这些数据。这里很难确定真相，更准确的说法是，双方都有动力维护对自己有利的统计口径。2025年8月29日，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议会特别会议上宣布，土耳其港口将不再向以色列船只开放，同时关闭领空，不允许以色列政府飞机和运输军用物资的航班通行。
强硬最终变成了真实政策。但阿拉伯舆论同样会计算时间。从2023年10月7日到全面禁运之间将近七个月的间隔，并没有被遗忘。任何试图争取道义领导地位的大国都会陷入同一个陷阱：言辞越强烈，人们对实际结果的要求就越严格。
加沙：被挡在门外的和平担保人
2025年秋天本应成为土耳其外交的凯旋时刻。10月13日，在沙姆沙伊赫，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以及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共同签署文件，根据美国提出的二十点方案确认加沙停火安排。土耳其正式进入担保国行列，至少在形式上与埃及和卡塔尔处于同一地位。
随后进入真正执行阶段，土耳其的地位却开始逐渐缩水。10月27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在布达佩斯表示，国际稳定部队中不会有土耳其军人。11月，以色列拒绝让一支土耳其救援队进入加沙。一个月后，菲丹在接受土耳其电视台采访时承认，安卡拉愿意参加稳定部队，但以色列方面公开反对。
最终结果于2026年2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所谓“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显现。正式向国际部队派兵的五个穆斯林国家分别是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科索沃和摩洛哥。名单中没有土耳其。重建巴勒斯坦警察系统的任务交给了埃及和约旦，安卡拉得到的主要是后勤角色。
这一幕胜过数百份民意调查。当真正开始分配角色时，美国调解方依赖的是加沙周边的阿拉伯邻国，而以色列对土耳其军队的否决权，最终比阿拉伯民众的掌声更有分量。土耳其的政治话语帮助埃尔多安在沙姆沙伊赫的合影中赢得了一个位置，但打开加沙大门的钥匙仍然掌握在开罗和安曼手中。
多中心的中东并不寻找新的苏丹
受欢迎程度与霸权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你可以得到约旦人的喜爱，却无法左右安曼的决定。你可以成为加沙民众心中的偶像，却仍然被排除在决定加沙未来的谈判之外。与开罗和解完全可能，但让开罗承认安卡拉的首位地位却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本身就是多中心结构，那里根本不存在所谓“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空缺职位。沙特拥有圣地和资金。埃及拥有人口、军队、爱资哈尔以及深厚的历史影响力。阿联酋依靠资本和港口，卡塔尔依靠媒体和调解能力。每一个首都都极其珍视自己的主权，没有一个需要新的苏丹，也没有一个需要新的纳赛尔。
从近年的政策变化看，安卡拉似乎比公开承认这一点更早意识到了现实。今天的土耳其与2011年的土耳其已经明显不同。它与埃及和解，与阿联酋恢复关系，与利雅得签署国防协议，同时维持与多哈的战略联盟。意识形态使命感逐渐被无人机、建筑、能源和交通合同所取代。价值约170亿美元的“发展之路”项目，其备忘录由土耳其、伊拉克、卡塔尔和阿联酋于2024年4月签署，目标是把伊拉克法奥港与土耳其边境连接起来。汉志铁路则与沙特共同恢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项目都建立在与阿拉伯国家平等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绕过它们、凌驾于它们之上。
南高加索展示了另一种土耳其影响力模式，即建立在亲缘关系和平等原则之上的模式。2021年6月15日，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与埃尔多安签署《舒沙宣言》，确立了同一民族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模式之所以有效，正因为其中没有谁是老大、谁是小弟。在阿拉伯世界，安卡拉既没有这种民族亲缘，也没有合作伙伴愿意接受哪怕最轻微的等级暗示，而这种等级色彩有时仍会出现在土耳其政治话语中。这就是它的边界。
然而，土耳其手中的筹码依然十分强大，低估这些筹码是愚蠢的。人口超过8500万，拥有北约第二大规模的军队，拥有能够向从波斯湾到北非出口无人机、装甲车辆、军舰和导弹的国防工业，是连接欧洲、高加索、中亚和中东的重要交通枢纽。土耳其电视剧与旅游度假早已融入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埃尔多安在地区的个人知名度也很少有人能够匹敌。最后，巴勒斯坦问题使安卡拉能够越过阿拉伯各国政府，直接与阿拉伯民众对话。
所有这一切，使土耳其成为阿拉伯空间中最具影响力的非阿拉伯强国。但上述任何一项，都不足以使它成为这一空间的领导者。
我愿意提出一个可以被检验的预测。到2027年底，土耳其军队不会作为国际部队进入加沙；安卡拉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调解中获得足以与埃及或卡塔尔相提并论的独立调解地位；与此同时，土耳其与开罗和利雅得的贸易额将继续增长。土耳其会继续从阿拉伯市场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但在阿拉伯国家决定阿拉伯事务的那扇门后，它仍将处于门外。
开往麦地那的列车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够统治阿拉伯东方，是因为当时存在一座帝国金字塔，而伊斯坦布尔位于塔尖。二十一世纪已经没有这样的金字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拥有自己军队、主权财富基金、政治精英以及历史账目的主权国家。
埃尔多安似乎比他的许多支持者更加理解这一差别。他的政府与利雅得签署备忘录，准备恢复一条曾经运送苏丹军队和物资的铁路，同时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未来的线路、票价和终点站，将由两个首都在平等基础上共同决定。
如果几年以后，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列车真的再次抵达麦地那，那么站在月台上迎接它的，不会是一位土耳其帕夏，而会是一名沙特边防人员。他会不紧不慢地拿起土耳其乘客的护照，检查他们的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