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森·阿尔戴之死被左翼和右翼同时变成了文化战争的武器。真正的问题却几乎无人追问：究竟是谁，又为什么，把他安置到那把注定会让他跌落的椅子上。
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国各大书店把剑桥大学教授杰森·阿尔戴的回忆录摆上了书架。书名是《伟大而不幸的事》，由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出版，美国版早在八月十一日便已经上市。可到了英国版发行时，作者本人已经去世十三天。八月十四日，人们在伦敦巴特西发现他时，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终年四十一岁。
从第一篇有关抄袭的报道出现，到他的死亡，只过去了二十四天。据统计，在这二十四天里，英国媒体发表了二百四十二篇有关他的实质性报道。这个剑桥八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在极短时间里完成了从轰动人物、被指控者、辞职者到死者的全部身份转换。如今，他又成了一面旗帜。两支军队分别站在这面旗帜之下，可真正的杰森·阿尔戴，似乎没有一方真正关心。
通往巴特西的二十四天：一场坠落的编年史
在这件事里，时间线比围绕它的情绪更重要，因此必须从日期讲起。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三日，与比利时根特大学有关联的哲学家内森·科夫纳斯开始自行核查阿尔戴的学术论文。七月二十一日，他在订阅写作平台的个人博客上公布了结果。三天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四日，《每日电讯报》加入调查。该报记者在阿尔戴的博士论文中发现了一百多处疑似借用他人文字的段落。八月一日，《卫报》公布了自己的调查结果。这是一家左翼媒体，在意识形态上与《每日电讯报》截然相反，也正因此，后来那些把整场事件描述为右翼迫害的人，很难解释《卫报》的介入。《卫报》关注的重点并非文字引用，而是阿尔戴个人履历中的多处矛盾。
八月五日，剑桥大学宣布，校方收到了有关这名教授资历的“新信息”，将另行启动调查，与此前已经开始的学术诚信调查同步进行。同一天，阿尔戴辞去教授职务，并放弃耶稣学院院士身份。告别时，他称在剑桥担任教授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荣誉。九天后，他去世。八月二十六日，伦敦内南区验尸法庭正式启动死因调查。
反应几乎立即出现。维权组织“良法项目”发起公开联署，为阿尔戴辩护，签名人数超过一万。其中包括英国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工党左翼议员、工会人士、演员，甚至还有一所大学学院的负责人。一个由五十三名议员和上议院成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要求调查媒体行为。首相安迪·伯纳姆则呼吁全国进行反思。
这封公开信把所有指控一概斥为毫无根据，并把阿尔戴的批评者称为种族主义者。于是，一幅完整的图景似乎已经形成：一个才华出众的黑人学者因为肤色而遭到围猎。
问题在于，文件所讲述的却是另一回事。
没有履历支撑的教授：剑桥教授长袍究竟值多少
要理解英国社会围绕此事为何如此激烈，首先必须明白，在英吉利海峡彼岸，“教授”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俄罗斯或阿塞拜疆，人们可能把很多拥有学位的正式大学教师称为教授。英国学术传统却把教授视为学术金字塔的顶端。通常是讲师、高级讲师、准教授，然后才轮到教授职位，而且往往要经过二十年的论文发表、科研基金和国际学术声誉积累。在牛津和剑桥，这条道路更加漫长。竞争一个教授岗位的人，往往都是其研究成果在三大洲被引用的学者。
杰森·阿尔戴只用了八年便走完了这条路。
看看他从哪里起步。
他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九日出生在伦敦克拉珀姆，父母来自加纳。据他本人讲述，十一岁以前他不会说话，直到十八岁才学会正常读写。中学毕业时，他只有纺织和体育两门课程取得合格成绩。此后，他进入莫登的默顿学院，获得体育方向的职业教育资格。从形式上说，这相当于中等教育水平；从社会观感来说，更接近英国职业技术学校，而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通常对此颇为轻视。之后，他在特威克纳姆的圣玛丽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该校以体育专业见长，他于二零零八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一直担任半职业足球队守门员。
二零一五年，阿尔戴在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这所学校原本是一所理工学院，一九九二年才获得大学地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师范生之间的指导关系培养反思性教学实践。
他的学术领域是体育教育学，而不是社会学。
接下来，职业火箭升空了。
二零一四年，他是利兹贝克特大学体育教育讲师。四年之后，他成为罗汉普顿大学高级讲师。二零一九年，他短暂供职于华威大学，随后又成为杜伦大学副教授。二零二二年一月，他已经是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二零二三年三月，他又成为剑桥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
那一年，他三十七岁。
在回忆录中，阿尔戴解释自己为何具备社会学专业能力时，提到了“建立在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专业知识”，同时称自己早年担任体育教师时，会在夜间自学社会学。
对于励志类播客来说，这是一段完美履历。
但对于一个曾经由拥有半个世纪研究资历的学者担任的教授职位而言，这样的履历，说得客气一点，并不那么合适。
暴露一切的错别字：抄袭的解剖
第一个警报其实早在二零二六年之前就已经响起。
二零二三年五月四日，也就是阿尔戴进入剑桥两个月后，普利茅斯大学荣休教授马乔恩·戴夫·哈里斯给他写了一封信。哈里斯注意到，阿尔戴二零一八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期刊的一篇关于黑人及少数族裔学生心理健康的论文，与安朱姆·梅蒙领导的研究团队此前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开放版》上的一篇研究存在异常相似之处。
根据现有资料，阿尔戴文章中一些据称来自自己研究对象的原创引语，实际上似乎是由梅蒙研究中受访者的话拼接而成。
阿尔戴没有用学术论证回应。
他向警方报案，指控对方骚扰。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家、荣休教授马丁·哈默斯利致信剑桥大学管理层。他关注两个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与阿尔戴的博士论文有关。论文中大量段落似乎与保拉·兹沃兹迪亚克－迈尔斯二零零九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高度重合。后者如今是布鲁内尔大学准教授。
后来，调查者注意到一个几乎不可能用巧合解释的细节：一些被复制的段落中，连原文的错别字都被一并保留了下来。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剑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希拉里·克雷明回复哈默斯利。大学表示完全支持阿尔戴。
同年十二月，《社会科学》期刊对相关论文发表了更正。剑桥方面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后来，校方发言人还声称，阿尔戴已经洗清抄袭嫌疑。
更耐人寻味的是，早在二零一五年，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本身就曾审查针对阿尔戴博士论文的投诉，最后同样没有认定成立。
两次机构调查，两次无罪结论。
然后，记者后来又发现了一百多处存在争议的段落。
这种算术，与其说证明了论文质量，不如说更能说明调查本身的质量。
除文字借用之外，调查者还指出，部分引文无法确认来源，一些所谓事实也没有任何数据支持。
二零二六年八月六日，《泰晤士报》报道称，研究材料中存在疑似伪造迹象。
卡特－拉克律师事务所对抗真相：大学的钱如何买来沉默
整件事中最能说明问题的部分，其实并不在阿尔戴本人，而在保护他的那套机制。
到二零二五年九月，英国高等教育领域最重要的专业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已经展开独立调查。
记者杰克·格罗夫整理出一份六十三页的材料，对相关文本逐行比对。
阿尔戴被要求对此作出回应。
他拒绝就实质问题回答。
随后，杂志收到了一封来自卡特－拉克律师事务所的信。
对于英国读者而言，这个名字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卡特－拉克是伦敦最著名、收费也最高昂的诽谤诉讼律师事务所之一。多年来，它的客户包括寡头、企业和政治人物。
英国诽谤法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利于原告的制度之一。也正因此，二十一世纪初的伦敦一度获得“诽谤诉讼旅游世界之都”的名声。
二零一三年的诽谤法改革部分纠正了这种失衡，但最主要的施压工具并没有消失。
这个工具就是诉讼成本。
官司可能持续多年，费用可以高达数十万英镑。
对于一家专业行业杂志来说，这种诉讼几乎等同于破产。
《泰晤士高等教育》停止发表相关调查。
根据现有资料，警方还曾在阿尔戴投诉媒体骚扰后询问过相关记者，但并没有立案，案件后来也被终止。
究竟是谁为卡特－拉克的律师费用买单，目前没有公开证据。
不过，一个从体育教育领域起步的普通讲师，显然很难凭个人财力承担这种级别的律师费用。英国学术界对此一直公开议论。
英国多年来都在争论所谓“针对公众参与的战略性诉讼”，也就是富有的原告利用诉讼逼迫记者沉默的做法。
二零二三年出台的《经济犯罪与企业透明法》首次对这种诉讼设置限制，但只适用于与经济犯罪相关的案件。
学术不端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内。
《泰晤士高等教育》的经历揭示了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实：面对财力有限的媒体，这根法律大棒永远同样有效，无论握着它的是俄罗斯亿万富翁，还是一所连同学院计算在内、捐赠基金据不同估计超过七十亿英镑的大学。
最终，《每日电讯报》得以发表专业媒体没有能力发表的调查。
原因很简单。
一家大型报纸有足够的钱请律师。
在这个故事里，真相最终成了只有负担得起诉讼的人才能享有的特权。
讲台上的孟乔森：三十场马拉松、两颗肿瘤和五百万英镑
对阿尔戴的生平了解得越深入，他就越不像一个精心算计的骗子。
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像是一个幻想家，一个为自己构建传奇，并且可能最终连自己都相信了这套传奇的人。
按照他的讲述，他曾经昏迷数月，患过癌症和轻微中风，脑部还长过两颗肿瘤。
他说自己为慈善事业募集了超过五百万英镑。
他还兴奋地讲述，自己曾在三十五天内跑完三十场马拉松，其中九场是在腿骨折的情况下完成的。
当记者追问这种事情在身体条件上究竟如何可能时，根据后来公布的谈话转述，阿尔戴近乎天真地回答说，他原本以为别人会相信他说的话。
这句话解释了很多东西，甚至比整套调查材料解释得更多。
阿尔戴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生活在一个愿意相信他说法的环境里。
学位评审委员会相信他。
招聘委员会相信他。
即使学院管理层收到同行附带具体实例的警告信，也仍然相信他。
那些把他塑造成英雄的媒体，则根本没有提问。
过去二十年，在某些人文学科中，人生经历本身逐渐变成了一种学术资本，而个人故事又变成了一种无法质疑的论据，因为任何质疑都可能被视为缺乏同情心。
学生对他的回忆并不一致。
有些人记得他是一个友善的导师，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也善于让学生相信自己可以进入学术界。
另一些人则抱怨他的表达方式过于简单，甚至像儿童叙述。他经常反复讲述自己艰难的人生，用歌词分析代替正常课程内容。有时，他甚至会失去自己论述的主线。
这两种回忆很可能都是真的。
好人和弱学者完全可以是同一个人。
悲剧真正开始的地方，是一个机构把本属于强学者的职位交给了一个弱学者，然后又假装自己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差别。
多元化的收银台：剑桥为什么需要阿尔戴
这里才是整个故事真正的核心。
二零二三年，剑桥大学管理层看到了一组据称令校方极为不安的数据。
在连续三轮教授岗位招聘中，共有二百一十六名候选人被认定符合资格要求，但其中没有一个黑人。
整个剑桥大学当时只有五名黑人教授，大约占教授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
英国全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机构的数据，全国两万多名教授中，黑人教授大约只有一百六十人，占比不到百分之一。
对于一所必须争夺国际学生、研究经费以及监管机构认可的大学而言，这样的数据在声誉层面极其危险。
英国大学参加英国高等教育促进组织的种族平等宪章项目，需要公布薪酬差距，也需要制定并发布包容性行动计划。
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货币。
既是声誉货币，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货币。
英国二零一零年《平等法》明确禁止所谓积极歧视，也就是不能因为候选人来自少数群体，就在其资历较低的情况下优先录用。
但同一部法律的第一百五十八条和第一百五十九条同时允许“积极措施”，包括定向辅导、支持计划，以及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一名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候选人与另一名候选人“资历相同”，就可以优先选择前者。
这两种制度之间的边界比头发丝还细。
在人文学科里，要证明两个人在资格上绝对完全相同，实际上几乎不可能。
因此，“资历相同”这几个字，最终就变成了一片自由裁量空间。
右翼批评者的说法非常直接。
他们认为，很难相信在剑桥众多等待教授职位多年的高级讲师和准教授当中，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一个毕业于前理工学院、博士论文研究体育教育学的人更强。
希拉里·克雷明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
她称阿尔戴为其研究领域的世界级领军专家。
据报道，剑桥大学校监克里斯·史密斯勋爵则把媒体施压形容为种族主义歇斯底里和猎巫。
关于阿尔戴究竟是否属于世界领先学者，这两种判断中至少有一种显然是错误的。
而剑桥必须解释，究竟是哪一种。
大学内部的声音也如预料般出现分裂。
英国学术界整体上比社会更偏左，但右翼学者同样存在。
剑桥大学神学教授詹姆斯·奥尔，与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关系密切，也与美国副总统杰伊·迪·万斯本人交往甚深。
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谁在管理剑桥》的文章。
奥尔称阿尔戴的学术成果浅薄而无足轻重，并认为保护他的人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人质。
在奥尔及其支持者看来，阿尔戴事件正好证明了英国改革党近年来不断提出的观点：英国大学已经被意识形态教条占领，客观标准正在被所谓政治立场正确所取代。
阿尔戴的支持者却从同一事件中看到了完全相反的证据。
在他们看来，一个数百年来一直对工人阶层社区和移民家庭子女关闭大门的体系，无法容忍一个外来者如此迅速地进入顶层。
牛津与剑桥在历史上的确长期具有封闭性，这并非虚构。
直到今天，剑桥录取的私立学校毕业生比例仍明显偏高，英国学术精英体系内部的社会流动也仍然缓慢。
问题在于，阿尔戴的辩护者从一个正确的诊断中推出了错误的治疗方案。
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制度本身不公平，那么核查某个具体个人，就等于继续制造这种不公平。
这种逻辑最终会让科学本身失去意义。
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恰恰取决于它能否接受核查。
如果核查本身被政治化，最后受益的不会是少数群体，而是所有肤色的平庸者。
这个故事并非没有先例，而且先例非常新。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日，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在上任仅六个月后辞职。她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校长。
正式导火索是保守派活动人士克里斯托弗·鲁福和克里斯·布鲁内提出的抄袭指控。背景则是她此前在美国国会关于校园反犹主义问题上的糟糕证词。
整个模式几乎完全相同。
揭露者拥有明确的政治议程。
文本重合却是真实存在的。
面对指控，回应是种族主义指责。
大学最初全力支持，最后被迫让步。
唯一的区别在于，哈佛没有把自己的校长送进坟墓。
对于后苏联地区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些熟悉的声音。
俄罗斯网络组织“论文网”自二零一三年以来揭露了数千篇存在大规模文字借用问题的学位论文，其中包括议员、州长和大学校长。
在那里，动机是腐败。
学位被当作身份装饰品购买。
英国的动机不同，机制却很相似。
机构希望获得某种预设结果，于是便停止真正核查。
德国则向欧洲提供了另一种模式。
二零一一年，国防部长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因博士论文抄袭曝光而辞职。
二零一三年，教育部长安妮特·沙万也因为类似原因离职。
德国没有人把他们称为针对贵族或天主教徒的阶级仇恨受害者。
拜罗伊特大学只是撤销了学位。
双手并不干净的揭露者：令人不适的内森·科夫纳斯
现在必须谈到这个故事里最令人不舒服的人物。
内森·科夫纳斯二零二零年在牛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二零二二年成为剑桥大学研究人员。
二零二四年二月，他在个人博客中发表文章，为所谓“种族现实主义”辩护。
这种理论认为，包括认知能力在内的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遗传因素。
最引发愤怒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在真正严格的绩优制度下，黑人几乎会从体育和娱乐业以外的顶尖职位中消失。
学生和教师指责他宣扬优生学。
二零二四年，科夫纳斯与剑桥的关系终止。
对于阿尔戴的支持者来说，科夫纳斯这个人本身简直是一份礼物。
既然第一个开枪的人是种族主义者，那么整场行动自然就是种族主义行动。
这个逻辑很容易理解，却站不住脚。
揭露者的动机，不会自动使他发现的文本重合变成虚假。
与科夫纳斯毫无关系的左翼媒体《卫报》，在自己的独立调查中同样得出了令人不舒服的结论。
戴夫·哈里斯和马丁·哈默斯利早在科夫纳斯博客出现三年前，就已经提出问题。
《泰晤士高等教育》也早在二零二五年便已经准备相关材料。
真正的失败发生在另一个地方。
剑桥手里早就握有受尊敬教授的来信，信中甚至附有具体例证，可大学选择无视。
是剑桥自己制造了一个真空。
最后，填补这个真空的人，却恰恰是英国学术界名声最具争议的人之一。
当机构拒绝调查自己偏爱的人时，真相往往会由边缘人物送上门来。
更糟糕的是，他们会用一种让整个社会都愿意连同真相一起扔掉的包装把它送来。
大使、五角大楼与根特交易
科夫纳斯故事的下一幕发生在比利时，并逐渐具有了地缘政治色彩。
阿尔戴相关内容发表并在其去世之后，科夫纳斯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的根特大学暂停了他的工作，并启动纪律调查。
根特大学校长佩特拉·德萨特曾任比利时副首相，来自绿党。
停职决定同时引发学生抗议。
随后，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比尔·怀特介入此事。
根据现有报道，他要求恢复科夫纳斯的职位，并暗示大学与美国方面的合作可能受到影响。
华盛顿拥有非常具体的杠杆。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向根特大学提供了总额接近八十七万美元的科研资助。
八月二十七日，怀特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本人和美国都对科夫纳斯恢复工作感到高兴，并声称自己亲自帮助促成了一项和解协议。
科夫纳斯获准完成为期一年的博士后项目。
根据现有资料，他将以远程方式工作，在调查结束前不得授课。
根特大学方面的一名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表示，调查仍在继续，大使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影响取消停职的决定。
根特学术界因此出现明显分裂。
据报道，大约八百名学者签署了一封反对停职的联名信，而支持继续调查的另一封联名信则获得约四千五百名学者签名。
根特这一幕的重要性，远比表面看上去更大。
现任美国政府已经把反对大学中的“觉醒意识形态”变成了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一个美国大使直接介入欧洲大学的人事决定，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属于一种新现象。
欧洲大学过去习惯把美国科研资助视为中性的资金来源。
如今，它们突然发现，这些钱同样具有政治维度。
对根特大学整体预算来说，五角大楼的八十七万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对大学与华盛顿的关系而言，这却是一个信号。
最终形成了一种镜像结构。
在剑桥，左翼意识形态保护一个学术能力薄弱的人免受核查。
到了根特，剧情完全反转：右翼意识形态在大使馆权力支持下，保护一个观点极具争议的学者免受纪律程序影响。
无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真正的学术标准都没有成为决定因素。
具有人情味的审查：为什么“调查媒体”的呼声如此危险
阿尔戴之死产生了一项要求，而这项要求比整个丑闻本身更令我不安。
五十三名议员要求调查媒体的工作方式。
部分活动人士甚至更进一步，开始主张建立一种新闻监管制度，使公众事实上无法公开讨论少数族裔学者的专业能力。
英国已经走过一次类似道路。
二零一一年，《世界新闻报》爆出窃听电话丑闻后，法官布赖恩·莱维森主持了一项针对新闻文化的大规模调查。
二零一二年公布的报告建议建立一套获得国家认可的行业自律制度。
英国媒体随后分裂。
大多数媒体加入独立新闻标准组织，少部分则接受另一家监管机构的管理。
莱维森调查第二阶段于二零一八年被政府取消。
但当年的背景是真实犯罪。
记者非法侵入他人语音信箱，其中甚至包括遇害女学生米莉·道勒的语音信箱。
而今天讨论的，却是记者在一篇博士论文中发现了与另一篇博士论文重复的文字。
而且从《社会科学》期刊后来发表更正，以及《卫报》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些发现显然并非凭空捏造。
如果制定一项法律，根据一个人的族裔背景来禁止媒体质疑其学术资格，那么这将意味着自由新闻在一个曾经率先建立现代新闻自由传统的国家走向终结。
真正的悖论在于，激进左翼与激进右翼正从不同方向把社会推向同一个终点。
一方想禁止别人调查“自己人”。
另一方想禁止别人惩罚“自己人”。
他们拥有同一个共同敌人。
那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事实高于身份归属。
这个故事中的失败者，比表面看上去更多。
数以千计依靠真实能力获得职位的英国黑人学者、医生和工程师会受到伤害。
他们今后可能面对一种无声的怀疑：这个职位究竟是凭能力获得的，还是一次所谓“多元化任命”？
剑桥大学也在失去自己的声誉。
而造成这种损失的，与其说是报纸版面，不如说是大学自身的失明。
帮助弱势背景中真正有才华者的理念同样遭到伤害。
因为从现在开始，反对一切积极扶持措施的人，都得到了一件可以使用多年的现成武器。
接下来会怎样：英国学术界的三种情景
第一种情景，是制度性失忆。
剑桥悄无声息地结束调查，公布的文字模糊而谨慎。
利物浦方面不会撤销学位，因为在一个人已经去世之后撤销其博士学位，无论在法律还是道德层面都存在复杂性。
关于招聘质量的讨论最终被媒体争议淹没。
在我看来，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第二种情景，是政治升级。
英国改革党把这件事变成其反对“被意识形态占领的大学”运动的象征，而詹姆斯·奥尔则成为这场运动在学术界的代表人物。
工党政府以加强媒体监管作为回应。
冲突最终进入议会。
第三种情景令人不舒服，却真正有益。
英国大学重新审查教授岗位候选人的审核程序。
论文必须进行文字重复检测。
发表成果必须接受外部评议。
招聘委员会的报告必须更加透明。
候选人开始依据其学术成果而不是人生经历接受评价。
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这意味着机构必须承认自己的责任。
我的预测非常具体。
阿尔戴死亡事件的验尸调查，不会早于二零二七年春季结束。
到二零二六年底，剑桥大学不会公布有关此次任命调查的完整报告。
二零二七年夏季以前，至少会有一所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宣布，对教授岗位候选人的学术成果实行强制性文字重复检测，并把这一措施解释为对候选人本身的保护。
至于要求通过立法监管媒体的呼声，不会真正走到议会表决阶段。
代替讣告
八月十七日，剑桥耶稣学院外摆满鲜花。
十天后，英国书店开始出售他的回忆录。
在书中，杰森·阿尔戴回忆起自己当年申请剑桥教授职位时的心情。
他说自己曾经怀疑自己，也担心自己的人生最终会变成一个警示故事，像伊卡洛斯那样，因为飞得太接近太阳而坠落。
这个来自克拉珀姆的男孩，比招聘委员会更清楚自己的处境。
他知道，自己的翅膀是蜡做的。
二零二三年六月，那些在回复哈默斯利来信时宣布完全支持阿尔戴的人，掌握着与他本人几乎相同的信息。
他们却认定这些信息并不重要。
他们需要的是一张飞翔中的照片。
一张能够放进包容性报告里的照片。
坠落没有进入报告。
坠落只能进入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