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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选择党在一个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二十四年的州拿下了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的选票。距离绝对多数只差三个议席。十二天后,德国还将迎来两场投票。

二〇二六年九月六日晚,柏林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聚集了一批人。就在投票站关闭前半小时,他们还在等待奇迹。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来了。联邦总理府部长尼娜·瓦尔肯来了。联邦议院基民盟与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托尔斯滕·弗赖也来了。中欧时间十八时,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发布首轮预测,奇迹没有出现: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获得约百分之四十四的选票。州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最终初步结果是百分之四十三点八。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右翼政党在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如此成绩。五年前,也就是二〇二一年,德国选择党在这里仅获得百分之二十点八。一个选举周期内,它的得票率翻了一倍。

基民盟则从百分之三十七点一暴跌至百分之十七点二。

那个算术变成政治的夜晚

这个夜晚的数字值得完整写下来,因为每一个数字本身都是一个政治事实。

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八十三个席位中拿下三十九席。基民盟十五席。社会民主党得票百分之九点三,绿党百分之八点九,左翼党百分之八点六,三党各获八席。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以百分之五点三跨过门槛,拿下五席。参加即将卸任州政府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仅获百分之二点六,被挡在议会之外。

绝对多数需要四十二席。德国选择党只差三个。

还有一个几乎被喧嚣淹没的数字:全州四十一个选区中,三十八个选区由德国选择党候选人获胜,其余三个直选席位归左翼党。基民盟一个选区都没有赢。五年前,基民盟还拿下四十个选区的直选席位。战后德国政治从未见过一个执政党在地方版图上被清零到这种程度。

投票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六点五,创三十六年来最高纪录,比二〇二一年高出近十八个百分点。被动员起来的不是冷漠,而是要求改变的选民。马格德堡之后,那种把右翼成功归因于低投票率和选民倦怠的说法可以收起来了。

比整个联合政府更昂贵的三个席位

接下来决定一切的是程序。德国选择党能否成为一九四五年后首个领导德国州政府的极右翼政党,将由这套程序决定。

现任基民盟州长斯文·舒尔策将留任至新一届州议会首次会议。新州长由议员选举产生。除德国选择党之外的五个政党合计拥有四十四席,纸面上足够组成多数。政治上却几乎无法操作,因为基民盟内部已经明确规定,既不能与德国选择党合作,也不能与左翼党合作。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加起来只有三十一席。即便得到左翼党支持,没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他们仍然无法过半。

钥匙握在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手中。它是所有进入州议会的政党中,唯一在选举前没有排除与德国选择党互动可能性的力量。德国政治学家亚历克斯·尤苏波夫对局势的概括很准确:如果没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德国选择党本可以获得绝对多数;如今,没有任何一方拥有真正的制胜方案。

马格德堡已经公开讨论两种情形。第一种,在州长选举第三轮投票中,只需相对多数即可当选。如果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五名议员选择弃权,乌尔里希·齐格蒙德便会自动获得州长职位。第二种,多轮投票失败后,州议会自行解散,提前举行选举,德国选择党借助当前的动员势头补足缺失的三个席位。两条路通向同一个结果。区别只是需要几周,还是几个月。

西姆松摩托车对阵“德国最危险的人”

乌尔里希·齐格蒙德这个人,被德国政治阶层看漏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单独分析的故事。

他三十多岁。二〇一四年,由于无法接受安格拉·默克尔的路线,他退出基民盟。立场进步的《明镜》周刊称他为“德国最危险的人”。整个竞选期间,齐格蒙德把这句话变成了免费的广告。他骑着一辆蓝色复古西姆松摩托车在全州穿行。这款车承载着东德工业时代的怀旧象征。位于苏尔的西姆松工厂在德国统一后关闭,与它一起消失的还有前东德数百家企业。选择这件竞选道具并非偶然。

齐格蒙德的纲领毫不含糊地激进。他把“再迁移”列为首要任务。州党部竞选纲领提出,禁止学校悬挂彩虹旗,扩大俄语教学,在州层面取消对俄制裁,并取消乌克兰人的临时保护资格。早在二〇二三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宪法保卫机构就把德国选择党州组织认定为右翼极端主义团体,从而扩大了对其进行监控的法律工具。二〇二三年底,齐格蒙德还参加过波茨坦的一次闭门会议。会上讨论了所谓“再迁移”方案,也就是驱逐被认定未能融入社会的人,其中甚至包括已经持有德国护照者。会议内容曝光后,德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示威,联邦议院一度认真讨论禁止德国选择党的可能性。

波茨坦会议过去两年半后,当年坐在那间会议室里的人赢得了一场州议会选举,得票率之高,在联邦德国历史上,除了基民盟和社民党最辉煌的年代,几乎无人达到。

齐格蒙德在战术上只做了一件前任们没有做到的事:他收起激进语言,却保留激进纲领。他英语流利,衣着无可挑剔,在电视主持人的高压追问下也不会失态。德国评论家乌尔夫·波沙特称这种状态为“后资产阶级式的斯多葛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形成对照。这一评价是否公允可以争论,但对现象的描述相当准确:选民得到的是激进内容,却装在一个可以体面带回家的包装里。

对德国选择党而言,这一信号的重要性不亚于它的对手。赢的是齐格蒙德模式,而不是街头煽动模式。马格德堡之后,党内那些缺乏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物地位客观上受到削弱,其中包括共同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尽管正是魏德尔在九月七日柏林记者会上表示,她希望把德国选择党的全国支持率推高到百分之四十。

英特尔如何埋葬基民盟

马格德堡投票背后的经济故事,在柏林电视辩论中很少被认真谈及,因为它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舒服。

萨克森-安哈尔特是德国最贫困的州之一。自一九九〇年以来,青年不断向西部迁移,加上人口自然减少,该州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居民。九十年代前半期,德国托管局推动的私有化关闭了大量化工、机械制造和纺织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构成当地工业骨架。失业之外,还留下了一代人挥之不去的信念:决定他们命运的是波恩那些从未见过比特费尔德和德绍的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法德关系研究委员会的雅内特·叙斯说得毫不委婉:许多东德人认为自己是德国统一的失败者,他们相信整个过程由西部政治家控制,而自己最终被抛弃。

三十五年后,柏林试图用钱缝合这道伤口。

二〇二二年三月,英特尔宣布在马格德堡建设二十九号晶圆厂,用于生产最新一代芯片,投资规模约三百亿欧元。联邦政府承诺从气候与转型基金提供近一百亿欧元补贴,其中二〇二四年计划支付的首笔资金为三十九亿六千万欧元。马格德堡原本要成为德国的半导体之都。

二〇二四年九月,英特尔以自身财务困难和全球裁员为由,将项目冻结两年。二〇二五年夏,公司最终彻底放弃建设。萨克森-安哈尔特为工厂准备的土地开始向其他投资者推介。与此同时,台湾的台积电正在邻近的萨克森州建设晶圆厂。

马格德堡选民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从被许诺拥有高科技未来,到最终面对城外一片空地。再加上德国经济在二〇二三年和二〇二四年连续两年衰退,二〇二二年九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后能源价格上涨,核电被加速退出,以及数以万计寻求庇护者被安置到当地,而地方社区对于相关决定几乎没有参与权,于是便形成了一片选举土壤。在这里,“再迁移”的语言听起来更像是在谈公平,而不是血统。

德国政治主流最大的误判,是以为经济挫败感可以通过道德谴责那些表达不满的人来消解。这个假设在九月六日完成了检验。

曾承诺把德国选择党支持率砍掉一半的总理

弗里德里希·默茨于二〇二五年五月执政时作出过一项明确承诺:把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削减一半。十六个月后,德国选择党在一个州把自己的得票率翻了一倍,并以约百分之三十的支持率领先全国民调。

九月七日,默茨紧急召集基民盟领导层开会。他在柏林记者会上称选举结果是“基民盟近年来,甚至十年来最惨重的失败”,并表示发生的一切“震撼了我们党的根基”。按照他的说法,无论他本人还是联邦政府,都不能再回到日常运转状态。同一天,他再次确认拒绝与德国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基民盟内部对默茨的不满既长又具体。他执政伊始就违背了竞选期间不增加公共债务的承诺:二〇二五年三月,即将卸任的联邦议院把国防开支排除在“债务刹车”限制之外,并建立规模五千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基金。承诺中的移民政策大转向,实际效果远低于宣传。税制改革激怒了中产阶级,而这正是保守派选民的核心。对乌克兰问题采取强硬鹰派立场的外交语言,既没有转化为外交成果,也没有转化为支持率。

还有一层更微妙。

二〇二五年一月,默茨在联邦议院推动一项移民决议,该决议依靠德国选择党的票数获得通过。形式上,他没有打破所谓“防火墙”。实际效果却是向选民证明,右翼提出的政策内容完全可以在议会中形成多数,被隔离的只是某些人物。一年后,萨克森-安哈尔特的选民得出了很符合逻辑的结论:既然原版就在眼前,为什么还要投票给复制品?

变成孵化器的“防火墙”

德国的“防火墙”,也就是所有体制内政党拒绝与德国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政治决定,原本被设计成一道隔离带。如今,它逐渐变成一台制造身份认同的机器。

这一机制在欧洲政治学中早有充分描述。一个被宣布为不可合作对象的政党,会垄断“反对所有人”的位置。它的支持者则获得“受迫害少数派”的身份。任何批评都可以被转化为“我们果然是对的”的证据。二〇二五年五月,联邦宪法保卫局在全国层面把德国选择党认定为明确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法院随后在审理该党申诉期间暂停执行这一认定。就在马格德堡投票前几天,也就是二〇二六年八月底,两名有影响力的德国政治家公开呼吁禁止德国选择党内部的民族主义组织。专家估计,仅相关司法程序就可能持续至少两年。

压力产生的结果已经写在选票上:百分之四十三点八。

法国的先例比德国国内的大多数争论更值得研究。让-马里·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从八十年代起长期遭到严格的共和派隔离。只要经济增长仍在,公众对体制政党的信任尚未崩溃,这套机制便能奏效。当两者同时消散后,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连续三次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并成为法国国民议会最大党团。隔离政策把右翼进入法国权力核心的时间推迟了大约三十年,同时也让他们三十年无需为任何事情承担执政责任。德国版本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时间被压缩了。

法国右翼对马格德堡结果表现出的喜悦毫不掩饰。欧洲议会议员、“再征服”党主席萨拉·克纳福称德国选择党的成绩是一场历史性胜利,并写道,其原因只有一个:五十年来,执政者在人民认为关系生死的问题上自愿表现得无能为力。埃里克·泽穆尔说得更激烈:隔离极右翼从未保护过任何人,它只能推迟真相时刻,而这个时刻终将到处到来。

这种评价可以争论。

对于原因的诊断,令柏林建制派不舒服的是,它相当准确。

右翼真正瞄准的不是移民,而是电视

德国选择党议程中最被低估的部分,其实不在移民问题上。柏林建制派对此知道得比他们公开承认的更多。

真正的目标之一是《广播国家条约》,也就是支撑德国整个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的州际协议。德国公共电视一台、德国电视二台以及德国广播电台依靠每户家庭强制缴纳的费用运行,而其法律基础需要十六个州全部同意。任何一个州政府退出协议,或者阻止协议修订,都能对整个体系造成冲击,而这种冲击无法通过联邦法律轻易消除。

一些右翼评论人士已经把退出该条约列为未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长首先应采取的措施之一。这套逻辑冷静,而且从选举角度看极其有效。对许多东德选民而言,公共广播电视早已变成西部精英的扩音器,专门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又应该投票给谁。乌尔夫·波沙特对此有过相当准确的描述:多年来,受到主流媒体追捧的网络主播和讽刺艺人像观察玻璃箱里的动物一样嘲弄东部德国人,这种态度对社会气氛的毒害,甚至超过很多政党宣传。

齐格蒙德的竞选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

他与电视主持人的公开冲突,并不是靠论证取胜,而是靠冷静。他把每一个对手都变成了自己的助选员。选民看到的已经不是政策辩论,而是地方社会与首都演播室之间的一场决斗。他们早已知道自己支持谁。

财务数字让威胁更加具体。德国每户家庭每月缴纳十八点三六欧元公共广播电视费,整个体系年度预算超过八十亿欧元。自二〇二〇年以来,各州围绕提高收费标准持续争执,相关案件已经两次进入联邦宪法法院。只要一个由德国选择党执政的州出现,任何收费调整都可能被冻结多年。

这种决裂得到的掌声会远远超出右翼选民范围。对公共广播电视的不满早已跨越单一政党的边界。这也是那些试图把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完全解释为排外主义的人最不愿面对的事实。

通往二〇二九年的道路

德国下一次联邦议院选举应于二〇二九年举行。现在,整个德国政党体系都开始从这个日期倒推自己的选择。

如果当前趋势维持下去,德国选择党可能以全国第一大党的身份进入那场选举。即使在联邦议院拿到百分之三十的席位,只要“防火墙”仍然存在,它仍未必能够执政,却足以在涉及宪法的议题上形成阻挡性少数,并有资格争夺关键委员会主席职位。任何联合政府都必须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搭建:怎样隔离这个最大政党。让基民盟与基社盟同时同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组阁,几乎属于政治幻想。让基民盟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则意味着默茨否定自己整个政治生涯的基础。

德国保守派只能在两个几乎无法接受的方案之间选择。

他们还剩三年。

东部只是开始,西部已经跟上

把马格德堡的结果完全归因于东德特殊性,很诱人,也很危险。

这种特殊性确实存在。德国选择党目前在昔日“铁幕”以东的所有州都领先民调:萨克森州约百分之四十二,图林根州约百分之四十,勃兰登堡州约百分之三十七,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约百分之三十五。这些数字没有一个可以仅靠移民问题解释,它们同时与去工业化和人口流失高度相关。

西部的发展趋势正在破坏这种令人安心的地域解释。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在奔驰、保时捷、博世等大型企业总部所在地巴登-符腾堡州,德国选择党把上届选举成绩翻了一倍,获得约百分之十八,成为第三大政治力量。两周后的三月二十二日,该党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取得约百分之二十。下萨克森州、黑森州和巴登-符腾堡州的民调均显示,它稳定获得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支持。二〇二七年的州选举日程包括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萨尔州,也就是德国工业与人口的核心地带。

最近的一次检验将在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到来,距离马格德堡投票仅十二天。当天,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和柏林同时举行州选举。北德广播公司九月初公布的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在梅克伦堡以百分之三十五领先,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希领导的社民党以百分之三十二把差距缩小到三个百分点,基民盟则跌至约百分之八。右翼州长候选人是前电台主持人莱夫-埃里克·霍尔姆。柏林方面,德国选择党早在七月就首次登上州级民调第一位,不过首都基民盟总书记斯特凡·埃弗斯仍有机会保住领先地位。

九月六日至二十日这十四天里,德国可能发生的政治变化,会比过去五年加起来还多。

“北溪”进入竞选纲领

这场胜利的外交政策意义经常被低估,理由是州政府没有外交权。从法律上说没错。从实际政治看并不完整。

德国选择党一直要求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取消对俄罗斯制裁,并恢复同莫斯科的经济关系。二〇二六年五月《明镜》周刊报道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竞选纲领草案中,明确写入了修复并重新启用“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要求。这不是集会口号,而是一份未来州政府施政文件中的条款。梅克伦堡正是波罗的海管道登陆的州。二〇二一年,为支持该项目而成立的基金也曾得到州政府参与。

真正的影响工具叫联邦参议院。

德国十六个州都由本州政府代表团参加联邦参议院表决。如果一个州政府内部无法就某项议题达成一致,该州只能弃权,而在联邦参议院的票数计算中,弃权实际上等同于反对。一个有德国选择党参与的州政府,就已经能够在需要州同意的议题上形成阻挡能力。若出现两个这样的州政府,这种能力就会从理论可能变成制度性因素。

德国选择党领导层在胜选后已经明确表示,将推动恢复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并通过联邦参议院介入联邦议程。该党议员多次参加俄罗斯举办的活动,其中包括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德国媒体多年来一直讨论德国选择党是否接受克里姆林宫资助,但至今没有法院判决证实这一点。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双方利益长期高度重合,而不是已经证实存在从属关系。

马格德堡对巴库意味着什么

对南高加索而言,这并非抽象的欧洲政治故事。我不建议把它当作欧洲奇闻来读。

二〇二二年以后,德国的能源战略建立在替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基础上。威廉港、布伦斯比特尔和卢布明的液化天然气终端,挪威供应,以及南部能源路线多元化,都服务于这一目标。阿塞拜疆在这套结构中的重要性,并非由供应规模决定,而是来自供应稳定性以及路线的政治中立性。南部天然气走廊、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以及巴库与欧盟委员会二〇二二年七月达成的到二〇二七年将供应量翻倍的协议,都建立在一个政治前提上:俄罗斯天然气大规模重返欧洲已被政治决定排除。

如今,一股真正具有执政前景的德国政治力量,把重启“北溪”写入了纲领文件,问题的条件便发生了变化。这里谈的不是明天。即使柏林彻底改变政策,修复波罗的海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需要多年时间和巨额投资。真正改变的是预期,而长期合同以及扩大南部天然气走廊输送能力的投资决定,恰恰建立在预期之上。任何评估扩大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运力,或者开发里海新资源的投资者,现在都必须把二〇二九年或二〇三〇年后廉价俄罗斯天然气重新进入德国市场的政治风险纳入模型。

还有第二条线路。

德国仍是欧盟南高加索政策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之一,也是欧盟驻亚美尼亚民事任务的参与国。一个依赖包含要求收缩欧盟东部政策力量的联合政府,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该地区事务:更谨慎,更节省财政资源,也更少受意识形态驱动。对巴库而言,这是一个复杂信号。多年来,一些欧洲首都居高临下的人权说教已经令人厌倦,未来这种压力可能减少;与此同时,能源伙伴关系的可预测性也会下降。

我还记得一九九〇年秋天。当时德国统一在我们这里被视为变化不可逆转的象征。三十六年后,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正在把票投给一个承诺恢复对俄关系、禁止学校悬挂彩虹旗的政党。历史很少如此讽刺自己曾经创造的象征。

欧尔班输了,齐格蒙德赢了

这里必须作一个诚实的限定,否则分析很容易滑向宣传。

萨拉·克纳福提出的“正在崛起的大陆”这一说法,只能得到部分事实支持。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二日,统治匈牙利十六年、长期被视为欧洲右翼主权主义典范的维克托·欧尔班,在议会选举中败给彼得·马焦尔领导的蒂萨党。后者在一百九十九个席位中拿下第一百三十八席,取得修宪多数。投票率接近百分之七十八。欧尔班当晚承认败选并祝贺获胜者。有趣的是,萨克森-安哈尔特选举结束后,最早祝贺魏德尔和齐格蒙德的人之一也正是欧尔班。他称那个选举之夜是德国和欧洲的伟大夜晚。

现实比任何“浪潮”式比喻都复杂。

布达佩斯选民惩罚右翼,是因为右翼执政了十六年。马格德堡选民奖励右翼,是因为右翼从未执政。真正起作用的并非单纯意识形态,而是一套政治机制:任何一个体制政党长期掌权又无法解决基本问题时,最终都会输给承诺彻底改变现状的人。右翼在作为反对派的地方获胜,在变成体制本身的地方则可能失败。

未来两年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也由此出现,而且目前没人知道答案:当德国选择党真正需要管理德国最贫穷的州之一,面对依赖补贴的财政、医生短缺、劳动力不足以及必须履行的联邦义务时,会发生什么?

“再迁移”的口号不能代替英特尔带来投资。取消对俄制裁也不属于州政府权限。部分右翼人士要求立即退出的公共广播电视州际条约,一旦真的撕毁,必然引发与其他州以及联邦宪法法院之间漫长的法律战争。

执政责任摧毁民粹主义政党的效率,往往比任何“防火墙”都高。德国政治阶层的问题在于,过去十二年,他们一直拒绝让德国选择党接受这场最可能击垮它的考试。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最近几条政治分岔都可以标出日期,我愿意把预测写在这里。

九月底之前,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必须表明,它是否愿意拿自己的五个席位去交换政治生存,或者政治自杀。如果该党五名议员在州长选举第三轮选择弃权,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将在秋季结束前成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如果它转而支持由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参与的阻挡性联盟,那么这个由五股纲领互相冲突的力量拼成的政府,很可能连第一份预算都撑不过去。提前选举则可能让德国选择党轻松补足那缺失的三个席位。

九月二十日,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和柏林将决定马格德堡究竟是异常,还是模板。德国选择党如果在梅克伦堡获胜,就可能获得第二个州级执政支点,届时联邦参议院中的影响将从理论推演变成现实政治工具。

如果基民盟再次遭遇失败,弗里德里希·默茨作为总理和党主席的地位将很难避免公开的党内反叛。目前被压住的批评,只是因为基民盟不愿在梅克伦堡和柏林选战前打击士气。九月二十日之后,这些声音很可能集中爆发。

德国已经走到一个位置:战后建立的政治结构第一次受到的真正检验,不是来自外部力量,而是来自本国选民,而且选民完全按照法律程序行动。九月六日晚,败选的州长斯文·舒尔策向齐格蒙德祝贺胜利。这几乎是整个夜晚唯一符合德国人所谓“政治文化”的举动。其他人都在忙着向选民解释,他们为什么投错了票。

德国选择党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八,正是在这种持续了十二年的解释声中,一票一票积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