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最初是为了基辅和敖德萨，而如今却要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周围一条三百公里长的弧线上决出结果。双方都已经输掉了自己原本计划中的那场战争，现在争夺的，只剩下把失败称为胜利的权利。
二〇二二年二月，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宣布开始“特别军事行动”时，曾专门提到敖德萨。到了二〇二六年八月，俄罗斯在乌克兰投入的兵力中，超过一半集中在顿涅茨克州两座城市周围，而这两座城市战前人口合计只有大约二十五万。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既没有港口，也没有足以改变欧洲力量平衡的战略性工业。为了这两座城市，一场阵地战已经打到第四个年头。据粗略估算，这场战争已经吞噬数千亿美元，以及两个国家无法恢复的人口资源。
战争目标如此急剧收缩，是当前阶段最重要的事实。其他一切，包括一轮又一轮谈判、对炼油厂的袭击、燃烧的电商仓库、瘫痪的机场，都只是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的附属现象。要理解这场冲突的逻辑，就必须首先认真面对这一点。
一场争夺乌克兰的战争，如何变成地图上两个点的战争
现代冲突政治学通常通过“争议资源”这一概念解释长期战争。在俄乌战争中，这一资源在形式上是乌克兰的主权，而在现实中，则是主权可以量化的部分，也就是基辅控制本国领土并拒绝承认他国对其领土控制的能力。四年半的战争，已经让双方通过实践摸清了自身能力的极限。
克里姆林宫没能在基辅扶植一个受其控制的政府。俄罗斯军队也没能摧毁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即使在远比乌克兰有利的条件下，这一任务同样极难完成。据现有资料，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的半年空中战役，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结果，而伊朗既缺乏可靠盟友，国土又相对容易遭受攻击。乌克兰的后方保障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转移到境外，军事设施又高度分散并得到掩蔽，因此，对于拥有的打击手段明显少于美国的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更加困难的目标。
基辅方面也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通过军事手段恢复一九九一年边界并不现实。在当前力量对比和主导战术条件下，前线基本排除了战役级突破的可能。两支军队能够做到的，只是缓慢啃噬对方的战术防御体系。
二〇二五年，唐纳德·特朗普推动双方进入谈判进程，这实际上把双方这种相互清醒后的认知固定成了一套具体公式。此后，普京不断提到“安克雷奇精神”，即他八月在阿拉斯加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后形成的框架。根据双方消息来源，妥协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乌克兰武装力量撤出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按照当前战线划界；在第一个条件得到落实后立即停火。彭博社获得的普京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和尤里·乌沙科夫与美国对话对象之间的谈话记录，也描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方案：移交顿巴斯，并交换“另外一些领土”。
克里姆林宫从未正式确认这一方案，原因不难理解。俄罗斯已经把四个州按照其行政边界写入宪法，列为联邦主体。如果同意按照战线分割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就意味着公开放弃宪法中的相关规定，也就是承认所谓“新地区”其实是谈判筹码，而不是不可交易的神圣领土。
乌克兰方面多次表示，谈判压力恰恰集中在顿巴斯问题上，而其他问题，包括未来不再发动攻击的安全保证，则被描述为已经接近解决。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拒绝这一条件时所使用的表述具有原则性意义：如果乌军撤出顿巴斯，将导致国家分裂，并引发政治危机。从种种迹象看，整个要求体系所期待的，恰恰就是这种结果。
这正是谈判进程中隐藏最深的核心。表面上的交易对象是领土，真正的交易对象却是乌克兰社会内部的凝聚力。普京需要的并不只是克拉马托尔斯克，而是一个主动交出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克兰政府。前者只能改变地图上的一条线，后者却可能制造一条政治裂缝，而随着时间推移，这条裂缝所带来的收益可能超过任何领土边界。
不存在的安克雷奇：为何“克里姆林宫欺骗特朗普”的说法经不起检验
一种流行解释认为，莫斯科参加谈判纯粹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仍准备继续战争，直到夺取基辅和敖德萨。然而，这种说法与俄罗斯资源的实际配置相矛盾，而资源配置恰恰是判断战略意图最可靠的指标。
二〇二五年初，俄罗斯军队夺取顿涅茨克州南部，包括库拉霍沃和大诺沃肖尔卡，并由此在理论上获得沿顿涅茨克至扎波罗热公路向第聂伯罗方向推进的机会，而当时正面的乌军集团相对薄弱。第聂伯罗是一座百万人口城市，是物流枢纽和工业中心，也是一个真正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然而，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却从库拉霍沃方向调走一整支由两个师组成的集团军，将其部署到克拉马托尔斯克。之后，来自赫尔松和苏梅方向的预备队也被调往那里。
这个决定比任何公开声明都更能说明问题。一个拥有有限预备力量的军事指挥体系，没有把这些力量投入最有希望突破的方向，却投入了防御最坚固的方向。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政治性的：普京需要的不是第聂伯罗，而是一条已经写入谈判公式的特定行政边界。顿巴斯已经从军事任务变成了服务于某个政治项目的会计报表。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现实结论：战争结束的概率，会在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出现时急剧上升。要么俄罗斯逼近夺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临界点，要么乌克兰军队让克里姆林宫相信，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或者实现它所需付出的代价不可接受。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对后方目标的打击、制裁方案和外交抗议，都只是背景因素。它们能够影响这两种情况出现的速度，却无法替代它们。
一年十二公里：让双方都感到不安的算术
当前这一轮对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攻势始于二〇二六年五月。截至八月初，战场态势大致如下。
俄罗斯一支部队在斯拉维扬斯克东北方向对利曼发动的突击没有成功，但已经从东面接近斯拉维扬斯克至十三公里距离，自年初以来推进约十七公里。另一支部队距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南郊约七至九公里，自一月以来推进约十四公里。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南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几乎完全失守。俄罗斯突击分队出现在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公路沿线的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外围，距离城市约十三公里，自年初以来推进约十公里。多布罗波利耶方向推进约十二公里，但这一进展只发生在南部一个地段，那里作战的是第七十六空降突击师。
如果简单进行线性推算，俄罗斯军队将在二〇二七年初抵达两座城市外围，并在随后数月尝试发动城市攻坚。从种种迹象看，俄罗斯领导层桌面上的计算大概就是如此。然而，这一计算至少在几个方面存在明显弱点。
第一，是当前战术本身的结构性特点。每一次突破之后，都需要持续数周的停顿：清剿已经占领的地区，准备补给线路，把无人机操作分队向前线推进，在后方建立新的炮兵阵地，再次压制敌方火力体系，包括无人机操作人员、炮兵和电子战装备。而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在敌方无人机持续攻击下完成。如今前线已经几乎不存在能够连续发动一个又一个战术行动的地段。一年前，“东部”集团在扎波罗热州还曾连续数周保持每周推进十公里左右的速度。但在顿巴斯方向，自二〇二四年底以来，这种速度已经无法实现。进攻变成了一系列彼此割裂的小规模行动，中间夹着漫长停顿。
第二，是军队本身的状态。二〇二四年，俄罗斯指挥体系依靠新兵持续补充以及重新启用苏联时期库存装备，还能够从零开始组建师，甚至军级和集团军级作战单位。现在能够做到的，基本只剩下依靠已经组建的预备团，把旅扩编为师。从这一变化判断，补充速度已经只略高于阵亡、受伤和失踪造成的人员损耗速度。一支停止扩张的军队，也会逐渐失去同时在多个方向增加压力的能力，而从利曼到扎波罗热州边界，整个战线长达三百公里。
第三个原因属于政治心理层面。普京明显非常在意推进速度。一场围绕高层建筑密集城市群展开的漫长攻坚战，会让防守方获得几乎所有优势，而这恰恰是一个四年半前曾承诺快速完成军事行动的政治人物最不愿看到的情景。
打给上校的电话：普京究竟了解多少前线情况
一个具体事件，有时比十份专家评估更有价值。八月初，普京直接联系了第七十六空降突击师师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希哈比多夫上校。该师过去半年一直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北方向向多布罗波利耶推进。媒体最初关注的是一个次要细节：一年前，达吉斯坦社交媒体曾宣布希哈比多夫已经阵亡。但真正重要的是两人的谈话内容。
最高统帅直接询问师长，他的部队具体推进到了哪些居民点。上校给出的回答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他提到的多布罗波利耶南郊若干居民点的战斗，可以得到影像资料证实，其中甚至包括乌克兰方面发布的视频。普京随后明显带着不满指出，其他进攻部队的情况要差得多。谈话中最关键的部分，是普京询问既定期限是否现实，而上校作出了肯定回答。
绕过总参谋部，直接同师级指挥官通话，本身就是对整个指挥体系的一种诊断。据现有资料，第五十一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曾报告称部队已经直接突破进入多布罗波利耶，但公开影像显示，他们实际上连续数月都停留在距离该市大约五公里的位置。乌克兰情报机构则声称，俄罗斯军队经常无法完成指挥体系规定的时间节点。
这个事件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而两个结论都不符合一些流行看法。第一，没有证据证明普京完全被虚假信息蒙蔽。相反，克里姆林宫对前线局势的跟踪细致到了具体居民点，并且显然并不完全信任某些集团军提交的报告。第二，军级和集团军级体系中存在“谎报垂直链条”的可能性，也恰恰被这通电话间接证实。一个领导人如果不得不亲自核实战报，就意味着他并没有一套真正有效的反馈机制。
普京公开使用的公式是：推进速度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快，但每天都在前进。在这一背景下，这句话更像是一种合理化解释。这个政治人物已经准备接受所谓“胜利”需要比原先设想更多时间和资源的现实，因此提前重新定义了成功：关键不再是期限，而是运动本身是否持续。
一百五十对一百：为什么金钱无法解决问题
俄罗斯军事支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是战前水平的两倍以上。乌克兰则投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由西方国家通过直接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承担。按照二〇二四年的数据进行极其粗略的计算，双方绝对支出差距并不算巨大，大致是一千五百亿美元对一千亿美元。
在消耗战中，一点五倍的支出优势并不能形成决定性优势，这或许是这场战争最重要的经济教训。原因在于现代战争的结构已经改变：廉价无人机、通信和侦察系统的重要性超过了昂贵作战平台，从而贬低了俄罗斯原本赖以建立数量优势的苏联军事遗产。大量战前武器系统并没有表现出预期效率，很多时候并非因为装备质量不佳，而是因为战争实际形态与军事指挥体系原先的设想完全不一致。这是典型的军队为上一场战争做准备的错误。
经济学家奥列格·伊茨霍基用“优化原则”描述俄罗斯的战争融资模式：螺丝始终只拧到最低限度，但压力均匀分布。国家通过通货膨胀、提高税收以及以征兵形式抽走劳动力，逐步从居民手中提取资源，同时避免制造任何一个压力达到无法承受程度、足以引发政治抗议的单点。自二〇二二年秋季建立起来的这套体系具有相当稳定性，可以维持很长时间。
但这一模式的弱点，也正存在于它自身的逻辑之中。最低限度的优化原则，从根本上排除了快速取胜的可能。战争每持续一年，成本都会上升：新合同兵的价格越来越高，政府债务成本不断增加，愿意为了相对有限的报酬冒生命危险的人群越来越小。能够在社会没有明显感知的情况下被抽取的资源，本身必然是有限的，因为“不被明显感知”恰恰就是它的上限。
另一种选择，是对整个经济体系实施激进重组，把军事支出提高数倍，并把整个社会卷入战争。普京在二〇二二年就可以选择这条道路，此后同样拥有机会，但他始终倾向于渐进方式。这种选择反映了他自己对于战争一直打到彻底胜利所能带来的收益，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内政治风险之间比例关系的判断。
乌克兰的动员模式则面临镜像式问题。为了在兵员补充规模上不落后于俄罗斯，乌克兰武装力量不得不动员远高于俄罗斯比例的人口。强制征召容易滋生滥权和暴力，打击社会情绪，并使一些新兵甚至在抵达前线之前就选择逃离部队。但与此同时，两国都远没有耗尽自身动员储备。据现有估算，乌克兰理论上仍有数百万潜在征召对象。
因此，对于那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战争打到第五年仍然有足够士兵，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也非常令人不安：即使以当前损失规模计算，两个国家的人口资源仍远远超过战争消耗人口的速度。
杜黑再次失败：基辅重新检验一场持续百年的幻觉
到二〇二六年，乌克兰已经拥有数量足够的两类无人机：一类能够攻击数百乃至数千公里之外的纵深后方，另一类则用于打击距离前线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的“中层后方”。由此开始了一场在基辅拥有不同名称的行动：“四十天影响俄罗斯行动”、“把战争送回它出发的地方”、“远程制裁”。
攻击目标首先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最远甚至延伸到西西伯利亚，随后又包括野莓电商平台的仓库。装备摄像设备和机器视觉系统的中程无人机，则开始攻击被占领地区的车辆，尤其集中在连接罗斯托夫州与克里米亚的公路上。据《钟声》媒体报道，野莓公司因这些袭击造成的损失至少达到一千亿卢布，公司预计未来数年都可能处于亏损状态。
这场行动具有两条并行逻辑：一方面恶化俄罗斯经济状况并压低国家预算收入，另一方面迫使俄罗斯社会无法继续假装战争与自己无关。从理念上看，这与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提出的方案一致。他主张，在经济压力之外，把俄罗斯人员损失提高一倍以上，使对方无法以快于损失速度的节奏招募合同兵。按照这一模式，普京最终将被迫在两种选择之间作出决定：结束战争，或者实行强制动员，并承担无法预测的政治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费多罗夫与武装力量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之间的冲突，最终以两人同时离职告终。这说明乌克兰体制内部本身也没有就这一理论是否有效形成共识。
这种怀疑并非没有依据。通过战略轰炸迫使敌国退出战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将军朱利奥·杜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首先夺取制空权，然后攻击的重点不应是军队，而应该是那些一旦被摧毁，就能够击垮国家和社会抵抗意志的目标。一个世纪的实践，却持续给出令人失望的结果。美国军方研究自身历次失败后，把问题归纳成了一套反复出现的模式。
即使拥有压倒性空中优势，也无法让轰炸机完全不受威胁。防空系统的抵抗会迫使攻击方不断调整战术和目标。目标选择又经常与总体战略目标不匹配。已经掌握情报的目标很快就会被打完，于是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随后就形成攻击速度与修复速度之间的竞赛。当打击工业设施无法产生政治效果时，攻击方又会转向那些能够对民众心理产生影响的目标。战略航空兵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打击战术目标。每一次行动失败后，军事指挥官又往往把原因归结为政治领导层没有允许他们以足够强度轰炸真正正确的目标。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人们仍普遍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打击精度不足。然而，大规模高精度武器出现以后，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南斯拉夫，结果总体上更接近成功，但这一结果无法与其他因素分开。按照一种广泛观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府最终让步，是因为北约地面行动已经不可避免，同时南斯拉夫陷入国际孤立并缺乏盟友。利比亚战役则需要第二轮持续时间很长的战术目标空袭，再加上空军直接支援反对派武装。二〇二六年的伊朗战役也按照几乎相同的路径走向失败。
即使是对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这个通常被视为决定性空中打击的经典案例，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简单。东京对于自身已经陷入战略死局的认识，同时受到另一个事实强化：红军正在满洲迅速推进，而满洲是日本帝国最重要的资源基地。日本天皇则把原子弹轰炸作为说服军方接受投降的理由，同时保住了皇位。
一项题为《空中轰炸何时奏效？》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这项研究覆盖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九九年的空中战役。作者得出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遭到轰炸的国家，其民众要么不会把责任归咎于本国政府，要么会把责任转移到敌方身上，而且这一规律与国家采用何种政治制度没有明显关系。套用到俄罗斯身上，这意味着遭受乌克兰空袭的人，很可能不会降低支持战争继续进行的意愿，反而可能变得更加支持战争。
因此，对乌克兰这场行动最准确的描述并不是“战争转折点”，而是试图把新获得的技术资源转化为谈判压力。其附带后果其实早已可以预见：在这一战争领域中，起作用的是升级逻辑。如果对手拥有还击能力，那么发动攻击的一方应该预期的，就不是相互攻击停止，而是双方打击进一步加剧。乌克兰平民伤亡人数在经历从二〇二二年峰值持续数年的下降后，如今再次上升；俄罗斯平民伤亡则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把“野莓”当作军事目标：真正的界线究竟在哪里
从形式上看，电商平台仓库确实符合所谓高收益目标的若干条件：防护薄弱，只需几架携带小型战斗部的无人机便可能摧毁，仓内又存放大量易燃商品，同时还能通过减少增值税收入给国家财政造成损失。塔季扬娜·金旗下的“野莓”在几乎所有指标上都超过“奥宗”，从市场份额到仓储总面积皆是如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会成为优先目标。
但从武装冲突法的角度看，民用企业的仓储设施，无论是俄罗斯的“野莓”，还是乌克兰的“新邮政”，原则上都不属于合法军事目标。即使仓库中存放防弹衣，甚至存放某些武器部件，例如无人机投掷手榴弹所需的装置，也不会自动改变其法律属性。关于遭受侵略的一方有权进行对称报复的论点在这里同样站不住脚，因为此类行为会被认定为报复性措施，而相关国际公约对此作出了禁止。
违反区分原则并不是最严重的战争罪行之一，而且过去八十年中，几乎所有参加过战争的军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类似情况。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定性，而是如何执法。一场没有明显胜者、最终趋向僵局的战争，几乎必然导致司法管辖权碎片化：双方都会在自己的司法体系中审判那些被自己认定为罪犯的人。俄罗斯人员可能受到国际刑事法院追诉，但许多国家并未参加这一体系，其中包括俄罗斯本身。俄罗斯方面则会继续依据恐怖主义罪名判处乌克兰人员，而不是以战争罪起诉，因为后者的证明难度更高，尤其是在相关行为实际上并不构成战争罪的情况下。
另一个值得单独讨论的问题，是目标选择的算法化。帕兰提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曾公开表示，该公司的模型正在积极参与为乌克兰军队筛选攻击目标。乌克兰情报机构则进一步说明，其中包括建立俄罗斯纵深后方目标数据库。帕兰提尔在伊朗战争爆发前，也曾根据五角大楼合同从事类似工作。
目标指示正在变成一种由第三国私人企业提供的商业化服务，而国际人道法目前几乎完全没有对这种情况作出系统描述。
为什么没有人轰炸决策办公室，又为什么核武库始终沉默
关于莫斯科和基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不成文协议”，约定双方不攻击最高决策中心，这个读者经常提出的问题，其实可能有一个更加平淡的答案。
大概并不存在任何协议。真正存在的是双方对于自身对称打击能力的共同认识。
针对级别较低的政治人物和军官的暗杀行动，双方都在经常实施。如果开始攻击最高领导层，就可能启动一条无法控制的升级链条，届时双方都会逐渐失去对进程的控制。
以色列和美国通过清除伊朗部分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使此类攻击在现实政治中获得了某种“合法化”，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展示了这种手段在战略上的无效性。国家没有崩溃，战争也没有因此结束。
相同的逻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战术核武器至今没有被使用。
这里存在三个制约因素。
首先是核禁忌。从俄罗斯的行为来看，普京本人似乎也接受这一禁忌。
其次是关键国际伙伴的态度。根据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和印度领导人都曾向莫斯科明确表达自己对于核武情景的立场。
最后则是纯粹的军事无效性。面对高度分散、由步兵和无人机共同构成的防御体系，想依靠战术核弹获得战略性优势极其困难；但如果使用核武器，要引发同西方的升级，并遭到全球范围的孤立，却非常容易。
同样的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没有能够瘫痪乌克兰的物流体系。
俄罗斯过去一直在攻击铁路基础设施和桥梁，目前也仍在继续，但总体结果更接近失败。铁路线路本身，除机车车辆和电气设备之外，修复速度很快。桥梁同样如此，只要桥跨没有完全坍塌，或者桥墩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就能够恢复。而要真正摧毁这些结构，难度极高。
敖德萨州扎托卡横跨德涅斯特河口的开启桥，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二〇二二年开始，俄罗斯曾使用弹道导弹、滑翔航空炸弹以及一次袭击中投入数十架无人机，反复攻击这座结构相对脆弱的桥梁。直到二〇二六年八月初，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才终于成功摧毁其中一段桥跨。
第聂伯河水电站附近的交通高架桥在二〇二四年遭到导弹攻击后受损，但道路交通同样很快得到恢复。
双方打击效果的不对称，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乌克兰情报能力更强，虽然这种优势确实存在。
乌克兰已经长期生活在战争状态之中。军事企业被隐藏起来，大量资源依靠进口或者外部援助获得，因此其境内真正脆弱而且具有高价值的目标本身就更少。
俄罗斯却仍试图维持正常社会生活。工厂、机场和炼油厂公开运转，这使基辅能够从中挑选最痛苦、同时防护最薄弱的目标。
俄罗斯拥有战斗部威力更大的导弹，但部分武器在末段的精度并不高，因此每一次偏离目标，都可能制造人道灾难，却没有产生相应军事效果。
这一切对于乌克兰之外意味着什么
即使所谓“安克雷奇公式”最终没有落实，它依然创造了一个影响远远超出俄乌冲突本身的先例。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大国调停，把实际战线转换成法律地位，同时要求遭受侵略的一方主动交出对手没能通过军事力量占领的领土。
对于后苏联空间而言，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所有关于领土完整的政治声明。因为这一地区几乎每一条边界都存在某种不同的历史解释。
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国际体系是否会接受这样一种机制。
过去几年的经验已经表明，真正具有稳定性的，并不是依靠外部保证维持的地位，而是双方在法律上共同承认、同时又拥有自身力量支撑的地位。
乌克兰安全保障问题之所以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原因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相同。
一个不准备为履行承诺而参战的保证者，本质上就不是真正的保证者。
四种情景和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
第一种情景是，俄罗斯军队在二〇二七年抵达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外围，并最终夺取整个城市群。
届时，克里姆林宫将获得宣布军事目标已经实现的机会，并可以开始以停火交换制裁放松。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结束的概率最高，前提是莫斯科愿意就此停止。
第二种情景是，乌克兰防线坚持下来，俄罗斯攻势逐渐耗尽，而每推进一公里所需要付出的人员和经济代价继续上升。
这将迫使克里姆林宫重新评估目标究竟是否能够实现。
如果乌克兰能够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发动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击，还可能降低顿巴斯之后战争继续扩大的风险，因为这样的行动会直接证明俄罗斯军事能力存在明确上限。
第三种情景是，顿巴斯被俄罗斯完全占领，但战争并没有结束，莫斯科继续以摧毁乌克兰国家体制为目标。
这一情景表面上似乎对俄罗斯有吸引力，实际上却可能是莫斯科最不利的选择。
乌克兰将得到继续抵抗的更强动力，而西方盟友也会得到继续提供支持的充分理由。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概念预示的恰恰是相反反应：俄罗斯越强，西方对基辅的支持越可能增加。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所面临的风险会在所有方向同时积累。
随着政府债务成本不断上升，经济体系中原本均匀而缓慢收紧的“螺丝”可能开始失灵。两年多以后，美国政府还可能发生更替。愿意自愿签约参战的人群也可能逐渐枯竭，届时政府将不得不诉诸强制动员。
第四种情景，从各种迹象看，也是俄罗斯当前谈判策略真正希望促成的情景。
在外部压力下，基辅同意撤军，随后由国内政治危机完成俄罗斯军队没有完成的任务。
但乌克兰如果主动放弃顿巴斯，反而会显著提高战争继续的风险，因为它证明通过施压可以获得新的让步。
四种情景拥有一个共同点。
没有任何一种能够以传统意义上的“胜利”结束战争。
这场战争不会以胜利结束
围绕战争的公共讨论始终围绕一个问题展开：谁会赢？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双方其实都已经输掉了自己原先准备进行的那场战争。
俄罗斯输掉的是通过战争重新塑造乌克兰政治体制的计划。
乌克兰输掉的是依靠军事手段完全恢复领土完整的计划。
现在真正进行的，是一场争夺定义权的战争：谁能够决定，哪一方的失败最终可以被称为胜利。
而这项定义权的代价，是数十万人的命运，以及数以万亿计的卢布和格里夫纳。
普京建立了一套能够支持俄罗斯近乎无限期作战的经济模式，但也正是同一套模式，从根本上排除了快速胜利的可能。
最低限度优化原则既是俄罗斯体系稳定性的来源，也是它的判决书。
一个把压力均匀而不易察觉地施加到整个社会的国家，可以长期承受战争，却难以完成突然的战略跃升。
而没有这种跃升，夺取克拉马托尔斯克就需要以年计算。
乌克兰则获得了一种能够对俄罗斯后方施压的技术工具，但随后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百年经验都对其不利的领域。
一个世纪的战争实践反复证明，空中打击本身很少能够赢得战争，却往往非常有效地把遭受攻击的社会团结到本国政权周围。
真正的结局不会首先出现在前线，也不会首先出现在谈判桌旁。
它将出现在两个政治体系的账本上。
真正的转折点，是其中一方终于无法继续承担“拒绝承认失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俄罗斯模式给克里姆林宫提供了时间，却剥夺了它快速取胜的能力。
乌克兰模式则给基辅带来了军队质量优势和西方支持，但要求国家投入与自身人口规模不成比例的人力资源。
这两种体系都完全可能继续运行数年。
由此产生了最令人不安的结论。
这场已经夺走比一九四五年以来任何一场欧洲冲突都更多生命的战争，如今的命运，并不主要取决于宏大战略决策，而取决于俄罗斯军队每年究竟能够在顿涅茨克草原上推进十公里还是十五公里。
真正决定未来数十年东欧秩序的，不是什么“安克雷奇精神”，而正是这组冷酷的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