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极端正统派政党一直决定谁能成为以色列总理。到了10月27日大选前夕，它们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把十八个议席卖给出价最高者的能力——如今却变成了自身最大的弱点。
在第二十五届议会自行解散前数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两项符合哈雷迪派利益的法律。第一项获得宪法性地位，其核心可以浓缩为一句话：研习托拉是犹太民族遗产和以色列国的一项根本价值。第二项则具有现实意义——它禁止宪兵拘捕收到征召令却拒绝报到的犹太经学院学生。不到二十四小时后，最高法院便冻结了该法的实施。
对于以色列政治中最有效率的利益交易集团而言，四年任期的结果近乎讽刺：得到了一份没有实际后果的宣言，以及一条无法执行的法律。2022年12月，极端正统派带着十八个议席、前所未有的财政承诺以及一项最重要的政治战利品承诺加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通过法律，使数万名宗教学校学生免于全民兵役。四年之后，他们离开这一届议会时，手里只有一份不包含任何操作性条款的文本，而大约七万二千名年轻人则在法律意义上被列为逃避兵役者。
因此，10月27日的投票绝不仅仅是又一轮围绕六十一个议席展开的争夺。真正接受检验的，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支撑以色列政治运转的一整套模式：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群体，将自己的选票出售给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以换取自治权、财政支持，以及免除其他社会成员必须以鲜血承担的义务。
六十一张选票对一千万人
以色列的选举制度本身，就使政治要挟成为一种理性的策略。全国是一个统一选区。议会全部一百二十个席位按照比例在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三点二五门槛的候选名单之间分配。这里没有地方选区，没有多数制议席，也没有第二轮投票。一个获得百分之四选票的政党可以拿到五个议席，并由此获得足以参与政府命运讨价还价的完整政治资格。
随后启动的组阁程序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效应。选举结束后，总统会与所有议会党团进行磋商，并不是自动授权最大党领袖组阁，而是将组阁权交给他认为最有可能凑齐多数的议员。这一区别至关重要。2021年，纳夫塔利·贝内特成为总理，而他的政党当时在议会中仅有七名议员，甚至并非所有本党议员都支持最终成立的政府。
获得信任的门槛同样具有弹性。贝内特—拉皮德政府以六十票赞成、五十九票反对、一票弃权获得批准。投下弃权票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拉阿姆的一名议员，而该党当时首次在以色列阿拉伯政治史上与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签署了联合执政协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伊扎克·拉宾的少数派政府也曾依靠正式并未加入执政联盟的阿拉伯党团从外部支持维持执政。
2026年夏季的民调没有给予任何一方稳定多数。到7月底，不计两个阿拉伯党团时，反对派中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获得六十至六十一个议席。现执政联盟中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如果不计哈雷迪派，大约只有三十四席；加上哈雷迪派则达到五十至五十二席。立场亲近内塔尼亚胡的十四频道给出了更有利的数字：没有极端正统派时为四十五席，加上他们则达到六十二席。不同民调机构之间出现多达十个议席的差距，本身就是一种诊断：这个国家的分裂已经如此深刻，以至于连测量分裂程度本身都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
这套算术给内塔尼亚胡留下的空间极其狭窄。无论在哪一种情景下，没有沙斯党和“托拉犹太教联盟”，右翼阵营都无法取得多数。极端正统派对此心知肚明，而且过去四年始终如此。
1947年的交易：世俗建国者如何埋下了一颗地雷
犹太复国主义建国计划与极端正统派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是建立在妥协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否定之上。东欧相当一部分拉比建制派认为，以世俗手段建立犹太国家，是对弥赛亚使命的僭越。1912年在波兰成立的“以色列联合会”，本身就是作为反世俗化、反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而形成的。
戴维·本-古里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并非意识形态性的，而是交易性的。1947年，为了在联合国委员会面前形成统一的犹太立场，他承诺未来维持一种既定现状：安息日成为官方休息日；国家机构遵守犹太洁食规定；婚姻和离婚事务归拉比法庭管辖；宗教学校体系保持自治。
这种计算完全出于现实主义考虑，而事实最终证明，其最核心的假设是错误的。本-古里安认为，被大屠杀摧毁的哈雷迪世界只是一个正在消亡的历史遗存，因此可以允许它在某种“保护区”里安度余生。
按照“托拉就是他们的职业”这一原则给予犹太经学院学生缓服兵役，同样是在这种逻辑下形成的。最初约有四百人获得这一资格，目的是重建在欧洲遭到毁灭的托拉学习中心。这一人数限制一直维持到1977年，直到梅纳赫姆·贝京政府取消数量上限。从那一刻起，例外不再是例外，而变成了一项制度。
数字显示了这一误判的规模。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极端正统派群体已经占以色列人口约百分之十三至十四。按照中央统计局的人口预测，到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其比例将接近五分之一。原本被视为“保护区”的群体，变成了社会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而维持其自治制度的成本，则越来越多地压在相对规模不断缩小的世俗纳税基础之上。
1977年：当政治交易变成一种职业
这种人口资源真正被政治货币化，是在单一政党长期霸权崩溃之后。1977年以前，左翼阵营——最初是以色列工人党，后来是工党——几乎没有真正竞争对手地组建历届政府。
1977年利库德集团获胜，随后1981年的选举中右翼与左翼几乎势均力敌，分别获得四十八席和四十七席，这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格局。任何一个阵营都无法再仅仅依靠意识形态相近的伙伴执政。
小党由此变成了稀缺资源。极端正统派尤其适合成为这种政治商品，其中有一个很少被公开说明的原因。以色列政治中所谓右翼与左翼的划分，首先取决于对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
而哈雷迪政党历史上在这一轴线上并没有刚性的立场。领土与边界从来不是它们最优先关注的问题。因此，它们可以把自己“出售”给任何一个阵营，而且几乎不需要承担意识形态成本。
这种立场使哈雷迪派成为议会中唯一一种其政治价格并非由信念决定，而是由预算条款决定的力量。半个世纪以来，其要求清单几乎没有变化：为社区和宗教教育提供财政支持；维护拉比法庭的权力；免除犹太经学院学生服兵役；国家不得干预其教育课程内容。
三个政党、两个名单，以及没有一个真正自行决定的选民
极端正统派阵营只有从外部看才像是铁板一块。形式上参加选举的是两个名单，实际上则是三个政党，它们拥有不同的社会基础、不同的拉比权威体系，也拥有不同程度的妥协意愿。
“以色列联合会”代表哈西德派社群。这些社群分别依附于不同的拉比宗门，其中规模最大的宗门拥有自己的教育机构，并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表。重大决定由托拉贤哲委员会作出。
“托拉之旗”则代表立陶宛派。该组织于1988年分裂形成，当时拉比埃利泽·沙赫与哈西德派领导层决裂。如今，该党的宗教权威被认为是多夫·兰多拉比和摩西·希勒尔·赫希拉比。
正是他们的指示决定党团议员如何投票，以及加入哪个执政联盟。从1992年起，这两个组织以一个统一名单“托拉犹太教联盟”参加选举，理由完全现实：如果分开参选，任何一方都有无法跨过百分之三点二五门槛的风险。但围绕议席、部长职位和预算分配的内部冲突从未停止。
沙斯党则占据着一个独立位置。该党成立于1984年，由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创立，并得到同一位沙赫拉比支持。它源于塞法迪犹太人对阿什肯纳兹犹太经学院体系和宗教机构中歧视现象的反抗。
沙斯党的社会基础远远超出严格意义上的哈雷迪群体。相当一部分支持者是来自中东和北非背景的传统主义者，他们自己并不在犹太经学院学习，而且会服兵役。正是这种选民结构上的差异，解释了沙斯党政治修辞与其他极端正统派政党的不同，而这将在10月成为关键因素。
这个阵营最重要的特征并不在于神学，而在于它的决策机制。哈雷迪政党的议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
选择加入哪个执政联盟、如何对原则性法案投票、是否放弃部长职位，所有这些都由拉比委员会决定。一个与阿里耶·德里或摩西·加夫尼谈妥条件的谈判者，并不意味着真正完成了协议，因为最终决定仍可能被一个从未参与谈判、也无需向选民负责的权威机构推翻。
“肮脏把戏”：如何推翻总理的政治教科书
这一机制最经典的展示发生在1990年。
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推动议会对伊扎克·沙米尔的民族团结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并开始与极端正统派共同筹建替代联盟。
然而，在沙赫拉比公开反对与左翼结盟之后，这笔交易最终破裂。“以色列联合会”的两名议员干脆没有出席关键投票。最终仍由沙米尔组建政府，而整个行动则以“肮脏把戏”这一名称进入了以色列政治词典。
但当时所有政治参与者得出的结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哈雷迪派与右翼的联盟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成为无条件的政治绑定。
1992年，沙斯党与工党以及左翼的梅雷茨党共同加入伊扎克·拉宾政府。四十四席加十二席再加六席，组成了拥有六十二票多数的联盟。沙斯党退出后，拉宾政府则变成了少数派政府。
1999年，沙斯党取得创纪录的十七个议席，并加入埃胡德·巴拉克领导的中左翼政府。“托拉犹太教联盟”也带着五名议员加入其中。
相反的例子同样存在。2003年，阿里埃勒·沙龙选择了与反宗教政党“变革党”结盟。2013年，内塔尼亚胡与亚伊尔·拉皮德和纳夫塔利·贝内特达成协议，把两个哈雷迪政党都留在了反对派。2021年的贝内特—拉皮德政府也没有极端正统派参加，并维持了一年多一点。
历史给出了两个启示。第一，除了眼前的现实利益计算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真正把哈雷迪政党永久绑定在右翼阵营之上。第二，没有它们的政府确实能够成立，但通常难以持久，因为这种政府必须把意识形态彼此不相容的政治力量拼接在一起。
七万二千人
当前这一政治周期最主要的冲突，诞生在人口结构、法律和战争三者的交汇处。
关于延期服役制度的法律史，本质上是一场国家与自己最高法院进行阵地战并不断败退的历史。
最初通过行政决定设立的优惠政策，后来数次被写入法律，而最高法院则一次又一次将其废除，理由都是违反平等原则。
全民缓征的法律依据最终在2023年6月消失。政府随后临时决定暂不征召犹太经学院学生，希望能够在此期间通过一部新的法律。
2024年6月，最高法院作出了最终裁决：政府无权仅凭自身行政决定提供这种优惠，必须对哈雷迪群体适用与其他人相同的《兵役法》。
随后，一个没有人真正计划过的过程开始了。军方开始寄发征召令，继而对拒不报到者签发拘捕令。
到2026年7月，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四岁之间、依法应征却未入伍的哈雷迪青年人数估计约为七万二千人。
拘捕主要发生在身份检查以及试图离境时。这使每一个机场都变成潜在的冲突地点，并在极端正统派社区内部引发大规模抗议。
与此同时，第二个变量也在改变。
近三年的持续战事——加沙、黎巴嫩、两轮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地区长期不断的紧张局势——造成了严重的兵员短缺，而这一负担主要落到了预备役军人身上。
根据现有数据，自2023年10月以来，百分之二十七的预备役军人累计服役一百五十至三百天，另有百分之二十服役超过三百天。
这些人失去了生意、工作、一个学年，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家庭生活。
正是这两组数据叠加在一起，制造出了一颗政治炸弹。
争议不再只是有关征兵配额的技术性问题，而变成了一个有关国家本质的问题。
从实质上看，这一问题远比双方的口号复杂。
几乎没有人真正主张立刻把所有犹太经学院学生都送入作战部队。以色列大多数阿拉伯公民同样不承担征兵义务，而以色列国防军长期以来也设有适合哈雷迪士兵服役的专门部队，其中能够遵守犹太洁食规定以及男女分隔要求。
支持征召的人认为，这些部队已经证明哈雷迪群体融入军队是完全可行的。
极端正统派领导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回事：一个年轻人在军队服役几年之后，会见识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再回到原来的社区。
世俗社会对此还提出了第三个层面的担忧：如果军队大规模根据宗教要求进行调整，就可能限制女性军人的职业发展和服役机会。
在这些技术性细节之下，隐藏着三个迄今没有社会共识答案的问题。
究竟应该由军队去适应某个社区，还是社区去适应军队？
民事服务是否应当被视为与军事服役等价？
如果一个群体的安全和生活成本由其他人承担，它是否仍有权保持近乎完整的自治？
人口结构对抗政治算术：为什么时间既帮助他们，也同时反对他们
这一争议的经济层面通常被置于阴影之中，然而，真正决定长期走向的恰恰是这一层面。
哈雷迪社会模式建立在成年男性长期留在宗教学院学习、而不是进入劳动力市场之上。
根据不同估计，极端正统派男性的就业率大约只有一半，而世俗犹太男性的就业率则明显更高。
这种男性低就业模式依靠国家提供的助学金、儿童补贴以及宗教教育机构财政拨款维持。同时，在这一体系的相当大一部分男童初等教育中，数学、外语和自然科学并没有得到完整教学。换言之，这套教育制度没有为这些学生日后进入需要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必要基础。
以色列银行和财政部多年来一直警告，如果当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就业结构维持不变，以色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将下降，而承担税负的就业人口所承受的财政压力则会不断增加。
战争让这个原本看似遥远的未来突然提前到来。
国防开支急剧上升，财政赤字扩大，而国际评级机构在2024年下调以色列主权信用评级时，也把结构性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当前这个政治周期中，哈雷迪派的要求第一次遭到的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世俗主义者反对，也遭到了右翼阵营经济派力量的抵制。
社区财政支持不再是一项可以悄无声息塞进国家预算的条款。
它已经变成了一笔必须公开计算的账。
而如今进行这笔计算的，正是那些在预备役中服役三百天的人。
与此同时，人口结构仍然继续有利于哈雷迪派本身。他们的选举权重几乎随着每一个政治周期自动增加。
悖论就在这里：也正是这种增长，使过去那笔交易对于社会其他群体而言越来越无法接受。
一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保护区”，国家还可以供养。
一个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保护区”，在政治上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
疯狂立法机器与安慰奖
当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征兵法不可能在选举前获得通过时，以色列议会进入了当地记者所称的“立法闪电战”模式。短短几天内，议会连续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哈雷迪派的法案，而极端正统派则以此作为交换，确保议会一直运作到符合内塔尼亚胡需要的选举日期，并帮助总理通过他所需要的其他举措，其中包括削弱政府法律顾问权限以及改革媒体市场。
这场交换从一开始就不对等，而双方都心知肚明。
极端正统派得到了一部关于研习托拉的基本法。最初版本将长期研习托拉等同于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服务，并允许国家在分配权利和福利时将其纳入考量。这种表述实际上为未来给予免役创造了法律基础。
然而，一场强烈的反对浪潮迫使执政联盟删除了其中具有实际效力的部分，而且反对声音甚至来自联盟内部。最终留下的，只是这样一项原则：研习托拉是犹太民族遗产和以色列国的一项根本价值。
但它的象征意义并非为零。以色列没有一部统一成文宪法，基本法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宪法功能，因此，即便是一段简短的宣示，也会获得宪法性地位。
阿里耶·德里将这次投票称为“托拉世界的胜利”，摩西·加夫尼则称它为“为国家确立价值指南针”。然而，在哈雷迪社会内部已经有人开始发问：这种宪法层面的赞美，是否只不过是用来替代真正政治战利品的一份安慰奖。
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关于暂停拘捕拒绝按征召令报到者的法律。
这部法律禁止宪兵拘捕犹太经学院学生，禁止针对他们启动新的刑事程序，也禁止继续推进已经启动的程序。此外，这种保护还适用于该法生效之后才达到征兵年龄的人。
从形式上看，该法的有效期只到11月30日，但考虑到选举以及之后的过渡期，它实际上可能一直发挥效力到2027年1月底。
然而，没有人来得及真正利用它。不到二十四小时后，最高法院便冻结了这部法律的生效。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成果保留下来。
议会废除了上一届政府推行的犹太洁食认证改革，并扩大了大学实行男女分开教学的可能性。高等教育委员会获得权力，可以批准分别面向男性和女性的硕士和博士项目；即使在男女混合的高等院校中，只要基于自愿原则，也可以在课堂内实行性别分隔。
世俗社会将其视为对隔离制度的合法化，这进一步加深了两个阵营之间的裂痕。
从客观上看，这样的结果对内塔尼亚胡有利。
反对派越猛烈地攻击哈雷迪派的性别隔离和逃避兵役问题，极端正统派转向对方政治阵营的空间就越小。
为什么这一次他们可能会输
“造王者”模式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运转：政治对立的双方都必须认为与你结盟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如今，这一条件第一次开始松动。
阿维格多·利伯曼塑造“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政治身份的核心，就是拒绝与哈雷迪政党共同组阁。
二十年来，这一立场长期被视为边缘化主张，但如今它已经成为世俗右翼选民中的主流观点，尤其是在战争进入第三年之后。
近年来的民调持续显示，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将征兵义务扩大到极端正统派，其中也包括利库德集团选民中的相当一部分。
与此同时，反对派阵营内部复杂到了极点，从左翼的“民主党人”一直延伸到右翼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以及由纳夫塔利·贝内特领导的“团结”名单。
这种政治组合能够维持多久，本身就令人怀疑，而参与其中的政党也承认这一点。
目前，它们真正的共同点只有两个：拒绝与内塔尼亚胡合作，以及要求在征兵问题上实现平等。
沙斯党代表阿舍尔·梅迪纳则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描述这种局势。他警告不要与左翼阵营结盟，并称那个阵营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哈雷迪派的仇恨”。
与此同时，极端正统派在右翼阵营内部的谈判地位也正在削弱。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议员没有在最终表决中支持征兵法，因为这项法律引起了他们自己选民的强烈抵触。这些选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作战部队服役，而且承受着不成比例的伤亡。
哈雷迪派突然发现，即便是在通常被视为“宗教阵营”的政治力量中，他们也已经找不到真正可靠的盟友。
哈雷迪阵营内部的差异因此变得具有决定性。
“托拉之旗”的摩西·加夫尼已经明确表示，过去的模式不会再重复：今后任何政府成立之前，都必须先通过征兵法。
从技术上看，这完全可以做到。新一届议会可以在上一届政府仍以看守政府身份履职期间开始立法，而哈雷迪政党也有权把签署联合执政协议和参加信任投票推迟到自己需要的法律获得通过之后。
沙斯党的表述则更加温和。它没有放弃与右翼阵营合作，但党的基本条件完全相同：如果研习托拉者的法律地位得不到解决，就不会加入执政联盟。
这种差异可以从社会结构上得到解释。
代表立陶宛派的“托拉之旗”依靠的是一个核心选民群体，对这些人而言，犹太经学院问题具有生存意义。
沙斯党依靠的却是更加广泛的传统主义选民，其中许多人自己服过兵役。他们未必愿意看到一个政府仅仅为了让别人获得免役而被阻止成立。
因此，同一个要求可能强化一个哈雷迪政党，却同时削弱另一个。
10月28日的四种情景
第一种情景是“预付款式复辟”。
内塔尼亚胡与哈雷迪派共同获得六十一至六十二个议席，但必须提前付款，也就是说，征兵法必须在政府获得信任票之前通过。
如果这部法律不包含真正有效的征兵配额和制裁措施，最高法院几乎肯定会将其废除。
这样一来，新政府将立即陷入新的宪政危机，而执政联盟推动大幅削弱司法权力的动机也会比过去更加强烈。
第二种情景是“没有哈雷迪派的联合政府”。
反对派阵营凑齐六十一票并组建政府，而征兵平等将成为这个政府唯一真正具有凝聚力的政治议题。
极端正统派将罕见地被排除在国家预算分配过程之外，同时最高法院要求征召其年轻人的判决仍然有效。
这种联盟能否长期存在，将成为最大的疑问。2021年的先例并不能给人多少乐观理由。
第三种情景是“没有内塔尼亚胡的民族团结政府”。
一些拒绝与现任总理合作的政党表示，如果利库德集团更换领导人，它们愿意与该党共同执政。
这一方案能够为解决征兵问题提供最广泛的政治基础，因为它消除了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分裂。
然而，内塔尼亚胡本人愿意放弃总理职位，仍然是整个方案中最不可能实现的部分。
第四种情景是“僵局与再次选举”。
任何一个阵营都无法获得多数，哈雷迪派拒绝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加入政府，而反对派又无法真正实现整合。
以色列于是重新回到2019年至2021年的政治循环，也就是两年举行四次选举的局面。
但这一次，背景已经完全不同：加沙问题尚未解决，军队仍驻扎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国家预算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讨价还价时代的终结
极端正统派政党将一种政治技术运用到了极致：把意识形态上的缺位转化为谈判资产。
四十年来，这一技术几乎从未失灵，因为以色列政治长期大致被一分为二，同时满足哈雷迪派要求所需要支付的代价，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仍然可以接受。
如今，这两个支柱都开始出现裂缝。
社会分裂确实变得更加严重，但它已经不再只是左右两极之间的分裂。
第三条裂痕出现了：服兵役的人与不服兵役的人之间的裂痕。
而这条裂痕正在横向穿过传统的右翼与左翼划分。
问题的代价也不再可以接受，因为如今开出的账单已经不是以谢克尔计算，而是以预备役服役的人日计算，以军事公墓上一行行姓氏计算。
即将结束任期的这一届议会最重要的结果，并不只是哈雷迪派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征兵法。
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格局下依然没有得到它。
他们拥有十八个议席。
总理对他们高度依赖。
他们完全掌控执政联盟的议席算术。
他们拥有整整四年时间。
而他们最终能够用这一切换来的，只是一份宪法性宣言，以及一条仅仅存活了二十个小时的法律条款。
这意味着，他们这套政治模式的效率已经触及极限。
未来，哈雷迪群体继续增长，将进一步增加他们的选举权重，同时却会降低整个政治体系满足其要求的可能性。
四十年来一直是他们最大资源的人口结构，如今正在变成他们最大的难题。
距离投票只剩数周，而以色列政治从来都有能力制造任何令人意外的联盟，甚至包括那些看似完全不可能的联盟。
但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无论10月27日最终是谁凑齐六十一个议席，他都不得不回答一个本-古里安在1947年选择推迟的问题。
当时，他以为这个问题最终会自行消失。
如今，任何一个执政联盟都已经无法再把它推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