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26年春天, 在以色列, 塔克 卡尔森这个名字早已不只是引发反感。它激起的是一种格外沉重, 几乎带有生理性压迫感的警惕。那种感觉来自一种清醒的认识: 站在你面前的, 不是一个偶然的反对者, 而是一个正在缓慢却不可逆地撬动根基的人。而这一根基, 正是数十年来支撑犹太国家在美国政治中整个安全体系的基础。不是来自加沙地带的炸弹, 不是“真主党”的火箭弹, 也不是伊朗的威胁, 而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这个声音曾经被视为盟友的声音。
这是一个保守派, 一个共和党人, 一个“真正美国”的爱国者的声音。可如今, 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密室里, 人们给他贴上了另一个标签: 战略性背叛的催化剂。他已不再只是内塔尼亚胡政策的批评者, 也不再只是美国军事援助的反对者, 而是一个越来越频繁地将反以色列叙事, 甚至在某些时候赤裸裸的反犹叙事正常化的人。他正在侵蚀的, 是过去似乎牢不可破的东西。
但问题不能被简单化。这里说的并不是整个以色列社会单一而整齐划一的反应。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数层不同的认知, 是几条平行运转的现实。以色列建制派, 大部分亲以媒体环境, 相当一部分右翼犹太复国主义圈层, 以及那些专门从事反反犹工作的机构, 如今已不再把卡尔森视为一个令人不快的批评者。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不断成为边缘化大屠杀否认者, 阴谋论者, 以及传播针对以色列之现代版“血祭诽谤”者的主要平台的人。当然, 也存在一些更小的群体, 认为卡尔森提出的是尖锐却真实的问题: 美国是否被无休止的中东战争所绑架, 福音派基督徒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以及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真实代价到底是什么。然而, 这只是少数, 不是主流。
如果说得更直接一些, 在今天的以色列视野里, 卡尔森早已不再只是一个美国保守派。他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美国新右翼浪潮的一部分。这个浪潮正在背离共和党传统上的亲以路线, 并且把原本正常的有关以色列政策的争论, 偷换成了一个更危险的问题: 以色列本身是否已经成为美国的破坏性因素? 对以色列人来说, 这是根本性的区别。以色列公众早已习惯了对具体军事行动的严厉批评, 习惯了对总理的抨击, 也习惯了围绕军队, 定居点政策或司法改革的争吵。但当批评开始被表述为这样一种论断: 以色列在把美国拖入无尽战争, 操控美国外交政策, 或构成对美国利益的系统性威胁, 那么在以色列, 这就不再被视为普通的政治争论, 而是跨入了意识形态敌意的区域。
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例子是, 早在2024年12月, 以色列侨务部长阿米哈伊 希克利就曾公开猛烈抨击卡尔森, 这种力度通常只留给最顽固的敌人。他指责卡尔森已成为边缘大屠杀否认者, 阴谋论者以及传播针对以色列“血祭诽谤”者的主要平台。对于这样级别的官方人物而言, 这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国家信号: 在政府圈层内部, 卡尔森已不再被视为一个复杂但仍可对话的盟友, 而是被看作一个正在为敌对叙事提供危险合法性的源头。
此后, 这种态度只会越来越强硬。到了2026年1月, 来自利库德集团的以色列议会议员丹 伊卢兹, 直接呼吁美国保守派将卡尔森和坎迪斯 欧文斯边缘化, 并称他们的观点不仅威胁以色列, 也威胁美国自身。这一点之所以重要, 正因为发声者并非左翼人士, 而是执政右翼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如今, 以色列内部对卡尔森的反感, 已不再只来自自由派媒体, 而是来自相当一部分右翼犹太复国主义建制派。而这一群体过去通常对美国共和党式的强硬修辞相当宽容。
另一个重要信号, 是他2026年2月访以期间引发的风波。根据以色列消息源的说法, 当局甚至讨论过是否应阻止卡尔森入境。虽然最终并未这样做, 但仅仅出现过这样的讨论, 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以色列极少对一位来自保守派阵营的美国媒体重量级人物表现出如此程度的不安。这意味着, 在他们眼里, 卡尔森已不是一个让人头疼的辩论者, 而是一个可能把以色列土地本身当作背景布景, 用来推进其反对美国亲以共识运动的人。
当然, 以色列也没有把大门彻底对他关闭。他仍被允许采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 赫卡比。然而,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 这场对话几乎是在机场区域内完成的, 并未真正进入公开空间。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高度可控的安排: 不是强硬驱逐, 但也绝不是正常接待。这样一种半隔离式场景, 恰恰折射出当前的真实态度 - 在以色列, 他不是受欢迎的客人, 但鉴于其影响力, 人们宁愿与之交锋, 也不愿装作他不存在。
为什么桥梁已经焚毁: 四个深层原因
为何双方关系恶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有四个, 而且每一个都直刺以色列自我认知的核心。
第一个原因, 是卡尔森的论述逐渐从对具体政府的批评, 转向对美国亲以共识本身的批评, 并把它描述成一种危险的影响体系。对许多以色列人而言, 尤其是在10月7日袭击及其后的战争之后, 这种说法已不再像是所谓现实主义, 而更像是一种为古老指控重新开门的修辞: 犹太人操控他国国家机器。正因如此, 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开始把他的言论不只定义为反以色列, 还视其为具有潜在反犹性质的话语。
第二个原因, 是他所邀请的嘉宾以及他所触碰的话题, 在以色列都被视为有毒。尤其引发震动的, 是某些节目中他为与大屠杀否认或反犹环境有关联的人物提供平台。对于以色列社会意识来说, 这绝不是枝节问题。你可以争论加沙, 但为修正主义者赋予合法性, 就等于跨越了红线。也正是在这些事件之后, 他开始被越来越多人描绘成一个在道德层面具有危险性的人物。
第三个原因, 是他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以及以色列战争路线的尖锐表态。即使是那些极度厌恶总理的人, 也未必愿意接受一位美国评论员把“比比”塑造成普世之恶的象征, 并把以色列描述成西方政治破坏机器的发动机。这种做法反而触发了一种逆向凝聚效应: 即便是反对派, 也开始本能地为国家辩护。
第四个, 也是最深层的原因, 在于他在美国右翼语境中的角色。长期以来, 以色列一直把共和党视为天然支柱。而卡尔森, 已成为美国右翼中那一部分人的象征, 他们高喊“美国优先”, 并把以色列利益视为外来的议程。对以色列人而言, 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转向。他被看作美国传统右翼保守派亲以阵营正在侵蚀瓦解的症状。
不同的以色列如何看待卡尔森
国家与政治建制派。这里几乎是一边倒的负面态度。卡尔森被视为一个正在美国右翼内部放大对以色列危险情绪的人, 而这个右翼阵营原本几十年来一直是盟友。因此, 才会出现部长级人物的激烈抨击, 以及关于是否限制其入境的讨论。
以色列主流媒体。整体语气相当严厉。《国土报》把他描绘为一个对犹太人构成危险的人, 并将其与民粹主义及反犹浪潮联系起来。《耶路撒冷邮报》则把他描述为那种先设定反以色列结论, 再去挑选符合这一结论受访者的人。
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知识界。图景要更复杂一些。其中一部分人处于公开敌对状态。另一些人则把他视为美国保守主义危机的一块令人不快却有用的指示器, 并愿意就具体问题与其交锋。
左翼与后犹太复国主义圈层。他们对卡尔森的态度更具工具性。当卡尔森邀请阿夫拉哈姆 伯格上节目时, 左翼受众中的一部分人乐于借此传递内部批评声音。但他们并不把他视为盟友。
普通公众。从媒体语气和政治人物反应来看, 他在大众中的形象更多是负面的: 一个要么根本不理解以色列现实, 要么在有意识地歪曲这种现实的人。
尤其令人反感的, 是他在2026年2月访问之后试图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他关于护照被没收的说法, 在以色列社会中迎来的更多是怀疑与恼怒。对以色列受众来说,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伎俩: 在战争正酣之时来到这个国家, 然后把安全措施描绘成极权主义的证据。
美国犹太人: 不同的痛感, 相同的恐惧
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侨民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在以色列本土, 卡尔森被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敌对的人物。而在美国犹太人当中, 对他的看法更加分裂, 但总体方向依然是负面的。在有组织的社群, 大型机构, 拉比群体, 自由派与中间派圈层, 以及亲以色列的共和党犹太人中, 他被看作是一个推动反犹叙事和敌视以色列情绪正常化的人。
美国的图景之所以更复杂, 是因为争论沿着几条不同的轴线展开。
第一条轴线, 是作为国家的以色列, 与作为美国少数族群生活共同体的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对于以色列人而言, 核心问题是: 他是否在破坏以色列与美国的联盟? 而对美国犹太人来说, 核心问题则是: 他是否在强化一种环境, 使美国的犹太人变得更加脆弱? 因此, 他们的反应往往在情绪上更尖锐, 但背后的逻辑并不相同。
第二条轴线, 是美国犹太社群内部的政治极化。这里既有自由派, 中间派, 正统派, 右翼共和党派, 也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群体。卡尔森在不同人眼中, 可能是威胁, 是症状, 是工具, 也可能是危险逻辑的载体。
大型犹太组织的态度最为强硬。反诽谤联盟, 美国犹太委员会, 共和党犹太联盟都把他视为一个正在模糊批评以色列与反犹阴谋论之间边界的人。尤其令人反感的是, 他把以色列议题嵌入有关隐秘影响力和双重忠诚的叙事框架之中。在2026年3月共和党犹太联盟的研讨会上, 他被批评为MAGA环境中反犹动机上升的核心例证。
自由派和中间派美国犹太人对他的态度则更加负面。对他们而言, 他是右翼民粹主义的象征, 而这种民粹主义正在让反犹主义变得体面化。许多人自己也批评内塔尼亚胡, 但他们拒绝接受卡尔森, 因为重要的不只是说了什么, 还包括这些话是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美国右翼保守派和共和党犹太人的反应更具冲突性。其中一部分人仍然珍视他作为反自由派建制声音的角色, 但这种容忍正在下降。他制造了一种忠诚危机: 有些人把他看作反干涉主义者, 另一些人则把他看作对美国犹太人的威胁。
至于正统派环境, 概括必须谨慎。有些人对他态度尖锐, 另一些人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辩护, 视其为战争批评者。但他与大屠杀否认者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暧昧, 依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人们的容忍正在一点点消失。
反犹太复国主义和激进批判性的犹太圈层, 对他则抱有一种悖论式的态度。他们批评以色列, 但并不喜欢卡尔森, 因为他是从右翼民族主义的矩阵出发进行这种批评的, 这反而污染了诚实批评的可能性。
关键差异: 国家 versus 少数族群
在以色列, 对卡尔森的判断主要通过国家利益以及与华盛顿联盟的棱镜来完成。而在犹太美国, 这种判断则更多通过少数族群的脆弱性以及美国内部反犹主义增长的棱镜来完成。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他是一个会伤害以色列的美国问题。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 他则是一个直接伤害犹太人自身的美国问题, 而以色列只是这一问题展开的战场之一。
新的右翼反干涉主义: 从例外到指控
长期以来, 美国右翼的反干涉主义并不被视为威胁, 因为它通常与把以色列视为例外对象的支持立场并存。但到了2025至2026年, MAGA环境中的一部分力量又往前迈出了一步: 他们不再只是反对新的战争, 而是开始反对与以色列保持特殊联盟关系这一整套逻辑。卡尔森成为这种新语言最关键的翻译者。他不只是说“美国不该去打仗”。他是在一步步把听众引向这样一个结论: 以色列正在扭曲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这两种说法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026年2月, 卡尔森与赫卡比之间的争论, 成为争夺美国右翼灵魂之战的象征。赫卡比代表的是旧有的福音派路线: 以色列是一种道德资产。卡尔森代表的则是一种新的怀疑主义: 任何特殊联盟都值得警惕。在3月的共和党犹太联盟研讨会上, 卡尔森成了中心性的负面角色。参议员特德 克鲁兹也警告说, 反犹主义正在自己人的队伍内部成为问题。
万斯则处在交界地带。他表明, 这种新的怀疑态度, 已经开始逼近权力的上层楼层。
特朗普作为平衡大师: 天才还是危险之源?
几十年来, 以色列一直依赖这样一个公式: 共和党人是可靠的后备力量。如今, 这套结构正在开裂。卡尔森打击的是它的基础: 对以色列的支持, 只是被强加的惯性。
旧的共识不仅建立在地缘政治之上, 也建立在文化之上。而新的右翼思维方式已经不同: 更重要的是民族自利。卡尔森是这一变化的加速器。他为这种环境提供了一个体面的麦克风, 把怀疑情绪翻译成了大众语言。
特朗普并不选择站在哪一边。他是在平衡。2026年3月, 他公开与卡尔森切割, 但又没有与反干涉主义环境真正决裂。他身边的人试图为卡尔森与赫卡比之间的冲突降温。特朗普同时维系着两种能量: “以色列是盟友”与“美国不该为别人的冲突买单”。他用赫卡比维持稳定, 用卡尔森维持基本盘的激情。万斯则像一个沉默的问号。
对于以色列而言, 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结构。支持依然存在, 但它已经不再是一种本能, 而是讨价还价的结果。以色列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是否认为, 压制卡尔森派系对自己仍然有利。
不是一个电视主持人, 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在以色列, 对卡尔森的判断已经基本成型: 他被视为一个敌对的, 危险的, 并且正在从右翼内部侵蚀共识的人物。有影响力的以色列圈层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害, 一部分评论者认为他在道德上有毒, 也有一些狭小群体把他视为一个有用的禁忌破坏者, 但绝不视其为朋友。
在犹太侨民社会内部, 这种态度虽然更复杂, 但在核心地带, 负面判断依然占据上风: 他正在推动反犹叙事的扩散, 也在重新唤醒那些早已存在的古老怀疑。
右翼反干涉主义之所以变成威胁, 是因为它开始说出这样一句话: “正是因为以色列, 美国正在失去自己。” 卡尔森让这一转向变得可见, 赫卡比体现的是抵抗, 万斯则代表着中间地带。围绕卡尔森的争论, 说到底, 就是在争论共和党是否还能继续作为以色列的堡垒。
2026年春天, 是这样一个时刻: 旧世界仍在维持, 但裂缝已经清晰可见。特朗普仍在高超地维持平衡, 可问题已经悬在那里: 这套结构究竟还能撑多久, 还是说, 卡尔森其实已经成了真正断裂来临之前的预告者? 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都在焦虑中等待答案, 而这种焦虑, 已经再也无法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