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非洲大陆悄然展开的一场行动，或将成为莫斯科牧首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制度性扩张，同时也可能演变为克里姆林宫对外战略中一枚更为结构化、制度化的筹码。其主角，并非企业或军队，而是俄罗斯东正教会。
在南非西开普省的葡萄酒产区，靠近罗伯逊小镇的一条碎石路尽头，铁皮房屋与尘土飞扬的空地之间，矗立着一座杏色建筑，顶部耸立着典型的东正教圆顶。门口的南非荷兰语招牌标明其隶属于莫斯科牧首区。走进教堂，圣像、长明灯、地毯与礼仪器具令人恍若置身圣彼得堡的教区，而非南非乡村。然而，这样的堂区，在过去几年中已在非洲多地相继出现，数量达数百之多。
非洲并非俄罗斯战略视野中的新大陆。冷战时期，苏联积极支持非殖民化运动，向多国提供武器与教育名额。据档案资料显示，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数以万计的非洲学生曾在苏联高校就读。苏联还在反种族隔离时期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为俄罗斯在非洲积累了深厚的政治情感资本。如今，这笔历史资产再次被激活。
2022年2月之后，在西方制裁压力与对欧经济空间收缩的背景下，莫斯科明显加大了对“全球南方”的布局。拥有54个联合国成员国席位的非洲，成为重要的外交资源。在联合国大会围绕乌克兰冲突相关决议的多次表决中，相当数量的非洲国家选择弃权或未支持西方措辞。在克里姆林宫看来，这是长期政治经营的现实回报。
然而，俄罗斯在非洲的经济分量相对有限。2023年，俄非贸易额约为180亿至2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与非洲的贸易规模已超过2800亿美元。中国是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在交通与港口基础设施领域持续重金投入。在此背景下，莫斯科并未选择“拼资本”，而是通过军事技术合作、粮食与化肥供应、教育项目与人道援助等多元组合，构建差异化影响力。
俄罗斯仍是非洲重要的武器供应国。国际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2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约40%的武器进口来自俄罗斯。2023年黑海粮食倡议破裂后，莫斯科宣布向马里、索马里、中非共和国、津巴布韦等国无偿提供粮食。尽管数量在全球层面并不突出，但政治象征意义不容忽视。
在文化与教育领域，俄罗斯同样加码布局。被称为“俄罗斯之家”的文化中心目前在非洲已设立七处，并继续推进新点位谈判。阿比让、哈拉雷以及北非、东非多所高校陆续开设或扩大俄语课程。2024年，由卡捷琳娜·季洪诺娃领导的基金会在达喀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设立讲堂，支持俄语教学与科研合作。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3.2万名非洲学生在俄罗斯高校学习。自2020年以来，面向非洲申请者的国家奖学金名额增长近三倍，年均超过5300个。这被视为面向未来的“人才投资”——苏联及俄罗斯高校毕业生中，不乏在本国政界担任要职者。
在此背景下，宗教维度的扩展尤为引人关注。2021年12月，俄罗斯东正教会宣布成立“非洲牧首区总督区”。表面原因是亚历山大牧首区承认乌克兰东正教会的自治地位。莫斯科方面则表示，部分不认同该决定的非洲神职人员主动请求转入其辖下。
数据显示，若在2021年前俄罗斯东正教在非洲的规范存在仅限于四个国家，那么到2024年年中，其活动范围已扩展至至少34国，神职人员约270名，登记堂区和团体约350个。此前，莫斯科牧首区在该大陆几乎没有独立的堂区网络。
2025年的一项学术研究中，非洲牧首区传教部负责人尤里·马克西莫夫称，此次扩张是“俄罗斯东正教史上最大规模的地理拓展”。三年内完成的制度铺设，在其他地区往往需要数十年时间。
肯尼亚神父兼学者埃万格洛斯·蒂亚尼的研究指出，物质激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部分非洲神职人员在获得更高固定薪酬、教堂建设资金与更快祝圣机会后转入莫斯科辖区。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牧者而言，这一现实考量极具吸引力。
一名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服务的神父便是例证。他通过莫斯科神学院远程课程学习，随后赴俄短期实践，数日内完成从执事到司祭的祝圣。按其说法，新的收入足以保障家庭生活、医疗与子女教育。在人均年收入仅数千美元的国家，来自俄罗斯的稳定资助构成明显优势。
因此，这并非单纯的宗教传播，而是一张与莫斯科在制度、财政与理念层面紧密相连的网络。在教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国家，这意味着一个从基层社区直达政治精英的潜在通道。
在经济资源有限、同时面临中国与西方竞争的背景下，克里姆林宫押注于“综合软实力”——教育、人道项目、军事合作与宗教机构多线并进。非洲牧首区已成为这一战略拼图的一部分。若当前趋势延续，其规模或将成为莫斯科牧首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外扩展，且政治外溢效应深远。
争夺非洲：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版图之争
莫斯科牧首区在非洲的加速布局，深层原因并不完全来自传教热情，而是源于乌克兰教会危机引发的东正教内部裂痕。传统上，整个非洲大陆属于亚历山大牧首区的教规管辖范围。根据教会传统，该教区由使徒马可创立，在全球东正教体系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君士坦丁堡。
2018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决定成立乌克兰东正教会；2019年，亚历山大牧首费奥多尔二世承认其自治地位。对长期将乌克兰视为自身教规领土的莫斯科而言，这是沉重打击。随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后与君士坦丁堡及亚历山大断绝共祭关系。2021年12月，非洲牧首区总督区成立，事实上进入亚历山大传统辖区。
莫斯科方面称，部分非洲神职人员不认同本教区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因此请求转隶。到2024年年中，总督区已拥有约270名神职人员、350个堂区与团体，分布于34国。此前，莫斯科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长期存在几乎仅限于约翰内斯堡的一座大型教堂。
亚历山大方面则将此举视为干预与削弱。肯尼亚都主教马卡里奥斯公开表示，部分转隶行为存在压力与经济因素。在肯尼亚这一非洲规模较大的东正教群体中，据不同估计，至少80至90名神职人员转入莫斯科辖区，占当地堂区神职比例不小。
转隶动因往往交织着神学与现实考量。一些神职人员强调乌克兰问题中的“分裂”立场，呼应莫斯科官方叙述；但也有人坦言，经济条件的改善至关重要。在东非部分国家，人均年收入仅1000至2000美元。即便并不达到欧洲标准，来自俄罗斯的稳定补助也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明显提升。有神职人员表示，收入大约翻倍，从而得以资助子女教育、医疗支出及教区孤儿院与小型社会项目。
有教会观察人士指出，与亚历山大的冲突更像导火索，真正目标在于强化俄罗斯在非洲的整体存在。在这一逻辑中，教会网络不仅是宗教机构，也可能成为价值观传播渠道。强调“传统价值”、批评自由主义社会改革、对抗西方文化话语，在部分非洲社会确有共鸣。多项民调显示，一些国家超过七成受访者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宗教领袖的社会信任度亦常高于六成。
不过，扩张的规模与深度仍存现实约束。许多堂区设于简易建筑或临时场所。与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或海湾国家投资相比，莫斯科的教会活动并未伴随显著的学校、医院建设。社会项目多为点状，依赖地方资源。
资金问题亦非不存在。自首任总督列昂尼德都主教卸任后，部分神职人员反映资金缩减，一些倡议被搁置。内部管理模式因高度集中化与人脉依赖而受到批评。有牧者不得不通过小规模贸易或兼职维持家庭生计。
由此可见，莫斯科牧首区在非洲的布局，交织着教规纷争、意识形态竞争与地缘政治考量。与2021年前几乎空白的存在相比，其数量增长令人瞩目；但从制度稳固性与物质基础看，仍处于构建阶段。非洲牧首区究竟会成为俄罗斯长期影响力的支点，还是停留在一场教会内部争议的阶段性产物，仍有待时间检验。这既取决于财政资源与政治意志，也取决于其能否真正扎根当地社会。
存在版图的延展
要准确统计俄罗斯东正教在非洲的信众人数，并非易事。在宗教与社会保守主义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中，信众数据本就缺乏透明度。教区的形式性注册，并不必然意味着稳定的教众规模；礼拜出席率亦会随经济与政治环境的波动而起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南非仍是全球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超过0.63。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教会往往不仅承担宗教职能，更成为社会救助分配的节点与某种秩序象征。
位于罗伯逊镇郊区的一处教区——这座城镇以苏格兰新教传教士威廉·罗伯逊命名——于2022年划归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目前，这一教区吸引的是以讲南非语（Afrikaans）的白人南非人为主的小型社群。根据2022年人口普查数据，白人占全国人口约7.3%，而南非语使用者约占12%。在历史语境中，该群体中的一部分长期秉持保守价值观，包括父权式社会结构与对自由主义社会改革的审慎态度。正是这一社会板块，构成了莫斯科牧首区在当地最早的支持基础。
不过，布局并未止步于南非语社群。教区总主教代表处（Exarchate）方面表示，已在部分以黑人居民为主的农村地区推进慕道教育与社会救助项目。在一些省份，失业率超过30%，青年失业率甚至高达50%。在此背景下，凡能提供职业培训、人道援助或奖学金的机构，往往具备现实吸引力。伴随教区网络扩展的，是主日学校、救援物资仓储点乃至简易医疗站的设立，教会的制度性存在由此得以强化。
信息韧性中心特殊项目主任汤姆·索瑟恩在分析俄罗斯在非洲活动时，将其形容为“将更多国家纳入影响轨道的尝试”。他指出，宗教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信息与安全布局形成互补。该中心研究显示，自2022年以来，多个非洲国家社交媒体中亲克里姆林宫叙事显著上升，并常与“传统价值观”话语及对西方政策的批评并行出现。
苏联解体后，莫斯科与非洲的历史纽带一度显著弱化。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将重心转向国内转型与对欧美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引发制裁与对西方关系恶化，成为转折点。此后，非洲重新进入战略视野，被视为外交与政治机动的重要空间。
根据2023年欧洲议会报告，俄罗斯已与43个非洲国家签署军事合作协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18—2022年间，俄罗斯占撒哈拉以南非洲武器进口总量约40%。2023年“瓦格纳”领导层身亡后，其相关资产重组，部分人员整合进入由俄罗斯国防部主导的“非洲军团”。此前与“瓦格纳”有关的企业，在中非共和国和苏丹涉足矿产安保与黄金开采，并参与油服业务。
从人口与经济结构看，非洲的潜力同样不容忽视。大陆人口已逾14亿。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或将增至25亿，平均年龄约19岁，是全球最年轻的地区。2023年，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超过3万亿美元。在开罗举行的“俄罗斯—非洲伙伴关系论坛”书面致辞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强调该地区的人口与经济潜力；谢尔盖·拉夫罗夫则表示，计划于2026年底前在15国设立贸易代表处。
海上维度亦在布局之中。今年1月，俄罗斯军舰在南非海岸参与与中国、伊朗及阿联酋的联合演习，名义上聚焦海上安全与反海盗议题，但其象征意义在于展示莫斯科参与构建“非西方安全协作框架”的意愿。
然而，若以资本实力衡量，俄罗斯在非洲仍难与其他参与者匹敌。中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年贸易额超过2800亿美元；俄罗斯仅列第三十位左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其在非洲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仅为个位数。阿联酋近年来成为重要港口与物流投资方。欧盟仍是南非最大外资来源地，美国企业在当地约有600家，提供数万就业岗位。
峰会出席规模的变化，也折射政治环境的转向。2019年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吸引43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2023年第二届则为17位。克里姆林宫将差异归因于外部压力，但外交推进并未停步。
信息层面的投入同步增强。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卫星”宣布扩展非洲业务，计划于2026年在南非设立办事处，2025年已在埃塞俄比亚启动首个分支。项目负责人维克托·阿诺欣称目标是提供“替代性新闻来源”与“更平衡议程”。在现实操作中，这意味着与西方媒体叙事路径的差异化表达。
整体观之，宗教拓展、军事合作、信息项目及象征性经济举措，共同构成一套多层结构的布局。俄罗斯东正教在其中并非独立行动者，而是更广泛影响架构的一环。以有限财政资源为前提，莫斯科强调制度嵌入——通过教育、安全、人道与宗教网络加以实现。非洲，正在成为资本与价值观并行竞争的场域，而教会基础设施亦逐渐嵌入21世纪地缘政治版图之中。
招募机制与人力资源
多家研究机构——包括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近年来俄罗斯在非洲的行动不仅限于外交与安全合作，还伴随系统性信息运作。相关分析提及，在萨赫勒地区、中非共和国、苏丹等地，存在通过社交媒体与通讯平台传播虚假信息的网络；相关行动常配合反西方与“去殖民”话语。多家国际监测机构统计显示，2022年后，与亲俄来源相关的协同信息行动数量，相较2019年前呈数倍增长。
与此同时，有关利用部分非洲国家社会经济脆弱性进行军事与准军事招募的指控亦不断浮现。备受关注的机制之一，是与鞑靼斯坦“阿拉布加”特别经济区相关的“Alabuga Start”项目。项目在公开宣传中定位为吸引18至22岁非洲年轻女性赴俄从事酒店、物流与建筑工作，强调免费培训、住宿、医保与具有竞争力的薪酬。
然而，2024—2025年间三份独立报告——包括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研究——指出，相当数量参与者最终被安排至与无人机及军工组件生产相关的流水线岗位。报告基于访谈、内部文件与卫星图像分析，估计涉事人数达数百，未来或扩展至数千。俄罗斯方面未正式承认违规。“阿拉布加”管理方未公开回应，俄罗斯驻南非使馆则在2025年8月表示未掌握侵犯权益证据，并称相关报道带有偏见。
问题并不限于劳务项目。乌克兰方面称，已有1400余名非洲国家公民参与俄方作战行动。数字难以独立核实，但个别国家确认存在招募现象。肯尼亚外交部长去年11月表示，至少200名肯尼亚人被吸纳进入俄军，许多人最初被告知从事安保或司机工作。合同多通过中介签署，部分当事人称未充分知情。
研究组织All Eyes on Wagner发布报告称，招募活动覆盖约35个非洲国家，并列出约300名在战事中阵亡的非洲人员姓名。报告基于公开资料、讣告与社交媒体信息整理。尽管具体数字可能存在偏差，但趋势已在多国官方调查中得到印证。
南非在此议题上尤为敏感。该国法律明确禁止公民未经授权加入外国军队，违者构成刑事犯罪。2025年，警方对前总统雅各布·祖马之女涉嫌协助约20人赴俄参军展开调查。据称，这些人最初被告知参加保镖培训，随后被送往战区。
另一起案件涉及国家电台主持人诺恩库卢莱科·曼图莱及四名男性，被指控为俄军招募人员，案件定于4月审理。今年1月另一份庭审材料披露，招募者亦关注南非电子游戏玩家，认为其操作无人机与模拟器的技能具有军事潜在价值。
肯尼亚、南非与博茨瓦纳已宣布展开调查，以厘清本国公民卷入冲突的路径。南非与莱索托外交部门公开提醒公民，对赴俄工作与奖学金项目保持审慎核查。多国外事机构表示，曾出现公民以劳务名义出境，最终进入军事环境的个案。
综合来看，信息运作、就业项目与军事招募交织成复杂图景。对俄罗斯而言，非洲既是外交资源，也是人口储备；对部分非洲国家而言，则涉及主权、透明度与公民安全风险。其规模尚无法与欧洲或海湾劳务迁移相比，但政治回响已然显现，围绕国家责任、跨境中介监管与国际合作规则的讨论，仍将持续发酵。
宗教领袖：信仰网络与地缘政治的交汇
俄罗斯东正教在非洲的持续扩张，正逐渐成为莫斯科在非洲推进政治与文化布局的象征性一环。2021年尚处于组织架构搭建阶段，而到2024年年中，非洲总主教区已宣布在至少34个国家开展活动，拥有约270名神职人员和约350个堂区与团体。对于一个数年前在撒哈拉以南几乎没有基础设施的宗教机构而言，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数量上堪称空前。
2022年新闻发布会上，时任非洲宗主教代牧列昂尼德·戈尔巴乔夫在总结首年工作时坦言，教会与俄罗斯国家机构保持互动，并就总主教区需求与政府进行沟通。这一表态被外界视为制度化协调的信号。在俄罗斯的政教关系框架中，莫斯科宗主教区在法律层面与国家分离，但在外交议题与“传统价值观”倡导方面，教会与国家之间长期存在协同机制。
肯尼亚神父兼学者提亚尼在2024年7月发表于《世界基督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的文章中指出，在非洲多国，宗教领袖的社会公信力往往高于政治精英。根据Afrobarometer的民调数据，撒哈拉以南若干国家对宗教机构的信任度超过60%，而对议会与政府的信任度多处于30%至40%区间。在家庭、教育与社会政策议题深刻影响选民行为的背景下，教会网络天然构成一条高效的“软实力”通道。提亚尼形容，宗教是“俄罗斯进入非洲的理想方式”，其优势在于精神权威与组织稳定性的结合。
从空间分布看，俄罗斯东正教在非洲的存在呈现鲜明对比——既有简朴的乡村传教点，也有象征性的代表性建筑。教区遍布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南非等国。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金色圆顶熠熠生辉的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主教座堂建于2003年。在非洲总主教区成立之前，它长期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唯一隶属莫斯科宗主教区的教堂。当年被视为面向俄语侨民与外交人员的“点状项目”，如今则成为扩展网络的象征，服务对象已从侨民延伸至本地社群。
教会外交的活跃，也在欧洲引发关注。2023年4月，捷克政府将基里尔宗主教列入国家制裁名单，理由是其公开支持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这在欧洲政治语境中属罕见案例。同一时期，乌克兰东正教会宣布完全脱离莫斯科宗主教区，被视为对其教会管辖权的重大冲击。
在摩尔多瓦，教会议题同样卷入国家安全讨论。该国以融入欧盟为战略方向，并于2022年获得候选国地位。政府多次表示，与莫斯科宗主教区有关联的宗教结构被用作影响工具。根据摩尔多瓦安全机构披露，2023—2024年间个别神职人员参与政治动员，并传播与俄罗斯外交立场相呼应的叙事。宗教问题因此成为信息安全与主权讨论的一部分。
不过，俄罗斯东正教方面否认扩张具有政治动机。开普敦圣约翰·克里马库斯堂区负责人尼古拉斯·埃斯特黑森强调，与莫斯科的联系首先是精神与礼仪传统层面的延续，而非现实政治的延伸。他指出，核心在于神学传承与教会法的连续性。
尼日利亚本努埃州新建教堂的神父丹尼尔·阿格巴扎亦持相似立场。他强调，“俄罗斯”这一名称反映的是宗主教区的历史渊源，而非对俄罗斯政府的行政隶属。在其表述中，重点在于教会结构的自主性与东正教信仰的普世性。
由此，围绕俄罗斯东正教在非洲的扩展，逐渐形成一套双重叙事。一方面，数十个国家、数百堂区与神职人员所体现的制度性增长，与莫斯科对非外交活跃度提升在时间上高度重合；另一方面，教会人士坚持强调其行动遵循的是教规逻辑与牧灵使命。在非洲这样一个宗教仍具深远社会影响力的大陆，教会网络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维度，即便其自我定位为超越政治。正是在精神权威与地缘战略交汇的地带，一种新的俄罗斯存在方式悄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