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总统萨尔瓦·基尔与第一副总统里克·马沙尔的个人化权力，不仅摧毁了南苏丹国家建构的潜在可能，也把权力体系本身变成了暴力不断再生产的根源？国际社会围绕朱巴搭建的那套“托管式”架构，又是如何让这一冲突演变为一种长期化、自我维系的慢性病？
失败的构造：国家失能的起源
南苏丹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展示了按照外部模板“制造国家”，并不会带来民主化，反而可能导致制度性崩塌。2011年，南苏丹成为联合国第193个成员国，被视为民族自决权和“人道干预”的胜利象征。然而仅仅两年后，内战爆发；十年之后，这个国家已沦为“自上而下国家建构”模式全面失败的实验室。
这一新的国际行为体，并非源于社会内部的渐进演化，而是两支武装精英之间政治妥协的产物——它们都脱胎于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SPLA/M）。这一结构的“担保人”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英国、挪威以及非洲联盟。致命的误判在于：他们相信，只要建立起形式上的制度——宪法、议会、联合政府——国家就能自动走向稳定。现实却恰恰相反：这一设计将“双重权力”制度化，把萨尔瓦·基尔与里克·马沙尔的个人对抗，固化为南苏丹政治运转的基本逻辑。
新国家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军队、政党、司法体系——都未能脱离个人化利益而独立运作。国家并未成为集体治理的机制，而是退化为族群网络竞争的场域，资源分配被用作交换忠诚的工具。
萨尔瓦·基尔：永恒动员结构中的“政治军人”
总统的个人经历，几乎就是一种以军事思维和家产式统治为核心的权力模型的写照。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是长期反叛战争的老兵，从SPLA普通战士一路走到约翰·加朗2005年去世后的继任者。他出身于丁卡族——约占全国人口35%的最大族群，在军政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与试图将运动转型为政治组织的加朗不同，基尔更像一名军事行政官，而非意识形态塑造者。他的权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其一，对军队和安全机构的控制；
其二，对石油收入分配的垄断；
其三，以族群动员和庇护—依附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网络。
独立之后，基尔并未将反叛武装改革为真正的国家军队。SPLA依然是一个由各路武装拼接而成的松散联盟，部队效忠的对象仍是各自的地方指挥官。这直接催生了“民兵俘获国家”的现象：国家机器被军事化网络所占据。
基尔逐步把总统职位变成集中掌控外部援助与资源流向的工具。国家预算约90%依赖石油出口，而其中70%以上的收入，集中在总统可直接控制的体系之中。这种权力结构只有在地方军阀——尤其是丁卡族指挥官——保持相对忠诚时才能维系。
他的执政风格以非正式治理为特征：缺乏清晰的官僚层级，用个人交易取代制度决策。结果是，政府、议会和司法等正式权力结构沦为装饰，真正的决策通过顾问、亲属和军事中间人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完成。
里克·马沙尔：被族群身份困住的政治实用主义者
第一副总统里克·马沙尔·滕吉，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政治人物。他受教育于英国，拥有博士学位，代表全国第二大族群努尔族（约占人口16%）。从政治生涯伊始，他便以反对丁卡族主导地位为核心立场。
1991年，马沙尔脱离SPLA，指责加朗专断、追求霸权，并组建了自己的派系，甚至与喀土穆政府结盟——这一选择后来成为他“背叛者”形象的根源。与北方的协议为他带来了资源，却也让他失去了大量精英的信任。2005年和平协议签署后，他重返SPLM，在基尔政府中出任副总统，但两人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是权宜性的、工具化的。
马沙尔是典型的“精英掮客型”政治人物：他维系影响力的方式，不是依靠制度，而是在危机中整合资源的能力。他并无清晰的价值纲领，所谓政治计划更多是一套战术组合——频繁更换盟友、短期妥协，以及在国际调停者之间周旋博弈。
2013年，马沙尔公开指责基尔走向威权，并宣布参选总统。基尔随即以逮捕和清洗军队回应，引发朱巴的武装冲突。局势迅速族群化，丁卡族与努尔族武装力量相互屠杀，大规模平民伤亡随之出现。
与基尔相比，马沙尔更具机动性和外部联系。他的派系获得了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支持，并利用石油合同为武器采购提供资金。但他同样未能建立稳定的治理机构，只是搭建起一套以个人忠诚为纽带的平行指挥网络。
敌对的相互依赖：二元结构的权力逻辑
基尔与马沙尔的对立，并非理念之争，更谈不上意识形态冲突。这是一种建立在“持续冲突”之上的结构性共生关系。对双方而言，对手的存在本身，就是其政治生命得以延续的前提。
这种依赖，被写入了权力架构之中。2018年的和平协议确立了“五名副总统”的体制，马沙尔再次出任第一副总统。形式上，这是妥协；实质上，却是一种相互挟持的机制。任何一方被排除出局，都可能立即引爆新一轮战争，而国际担保人的存在，又使两人的地位几乎不可撼动。
南苏丹由此陷入一种长期性的联合僵局：
总统无法在不失去本族群支持的情况下推动制度改革；
副总统无法脱离武装力量而赢得选举；
国际伙伴也无法在不动摇国家本身的前提下更换统治精英。
结果是，一种“稳定的不稳定”逐渐成型——以对混乱的恐惧维持的政治均衡。
族群经济与制度侵蚀
族群分权原则，已经演化为一套完整的经济运行体系。对石油收入的获取，成为衡量政治忠诚的核心标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4年南苏丹约87%的外汇收入来自石油出口，而真正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的资金不足1%。
各族群派系分别掌控自己的物流通道、出口节点以及与外国公司的合同。这种碎片化结构，使国家经济呈现出多个自治小体系拼接而成的马赛克状态。中央政府名义上征税，实际上只是将租金在精英集团之间重新分配。
国家机器更多扮演着“合法性橱窗”的角色，用以面对外部捐助方；而真正的决策，则在非正式的宗族与派系会议中完成。腐败不再是制度偏差，而成为一种治理方式——利润分配取代了政治代表机制。
国际托管与和平建构的逻辑误区
第一，捐助方政策。国际社会始终将南苏丹视为“需要稳定的对象”，而非“能够发展的主体”。自2011年以来，外部援助总额已超过170亿美元，但其中约80%用于人道救援和维和行动，而非制度性改革。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ISS）拥有超过1.8万名军人和工作人员，其授权范围却仅限于保护平民。它无权介入政治进程，结构上只能充当暴力的中立观察者。
第二，美国与地区力量的角色。美国作为南苏丹独立的主要设计者，近年来逐步淡出朱巴的内部政治。美国非洲司令部的介入，主要限于情报与人道支持。
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与乌干达更为积极。乌干达将基尔视为盟友和经济利益来源，埃塞俄比亚则把他看作抵御地区动荡的缓冲器。区域环境由此巩固了现状：各方都有外部依托，没人真正希望冲突彻底终结。
马沙尔被捕与暴力循环的回归
2025年3月，萨尔瓦·基尔下令以“企图政变”和“反人类罪”为由逮捕里克·马沙尔，并对其实施软禁。马沙尔支持者随即在琼莱州发动武装行动作为回应。
叛乱的支柱力量，包括苏丹民族解放军以及努尔族的非正规武装“白军”。战术主动权迅速转向反政府一方；到2025年底，叛军已控制东部大片地区。
朱巴方面的反应一如既往地军事化：不是谈判，而是“清剿”。2026年1月26日，军方要求平民和人道机构在48小时内撤离该州三座城市。总统亲信、希卢克族将领约翰逊·奥洛尼公开呼吁“消灭所有敌人”。人权组织的记录显示，这一军事行动明显带有族群清洗性质。
局势再度引发人道灾难。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国内流离失所者已超过600万人。
暴力的再生产机制
基尔与马沙尔的冲突之所以无休无止，是因为每一次循环，都会为参与者重新生产政治合法性。每一轮暴力之后，都会在非盟或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斡旋下展开谈判，并签署新的权力分享协议。
这种周期性，塑造了一种“冲突经济”：战争本身成为政治经营的方式。基尔以镇压叛乱为由获得外部支持；马沙尔则以政治囚徒身份保留回归政府的资格。国际捐助方出于对国家崩溃的恐惧，持续输血，反而固化了既有结构。
学界将这一现象称为“寻租式和平”——一种不建立在制度之上，而依赖租金分配的和平。南苏丹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停火并非目标，而只是延长精英政治生命周期的手段。
终章：被自身缔造者劫持的国家
今日的南苏丹，已不仅是一个“失败国家”，而是一个罕见的政治样本：两个人的个人权力，足以让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并将其存在本身拖入一条无休止的危机循环。自2011年宣布独立以来，这个国家经历了三次内战、四份正式和平协议，以及七次组建联合政府的尝试。每一次，剧情都如出一辙：总统萨尔瓦·基尔与第一副总统里克·马沙尔之间的个人冲突，迅速演化为族群对立，继而升级为武装冲突，随后在外部力量的压力下达成新的“和平”，而这一和平又再次固化同样的权力二元结构。政治冲突由此转化为一种制度性陷阱，权力结构本身成了两段政治人生的“人质”。
作为丁卡族代表，基尔构建了一套以军队忠诚和石油收入控制为核心的治理体系；而努尔族领袖马沙尔，则将本族的武装力量塑造成一个平行的权力中心。名义上，国家拥有议会、宪法和政府；现实中，这些只是门面，背后运转的是族群庇护与依附的机械装置。国家预算中90%以上来自石油，约70%的产量由与总统核心圈层关系密切的结构所控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合同中有78%未经过公开招标，且主要按族群归属分配。军队规模超过20万人，其中军官层90%为丁卡族成员。这些数字清楚表明：南苏丹的“国家性”并非制度，而是一种宗族化的经济结构，职位只是重新分配租金的工具。
马沙尔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拥有广泛外部联系，却并未成为真正的替代选项。他的政治逻辑是“通过冲突求生存”。族群动员是他的政治资本，战争则是谈判的筹码。每一次新的暴力升级，都会把他重新塑造成不可或缺的谈判对象；每一次新的“和平进程”，又将他送回副总统位置，并附带国际安全担保。战争因此不再是灾难，而成为一种政治生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国家预算中超过一半用于国防和安全部门，而教育与医疗的支出合计不超过5%。这并非失衡，而是有意为之：军队和安全体系服务于权力维持，而非公民保护。
国际社会事实上已经默认了这一秩序。2011年至2025年间，南苏丹获得了超过170亿美元的外部援助；同期，贫困率却从51%攀升至82%，人均预期寿命从59岁降至54岁。这并非改革失败的结果，而是改革从未发生。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ISS）人数超过1.8万，充当的是人道缓冲器：其授权仅限于保护平民，不介入政治。每一次新的危机，带来的只是特派团预算的增加，使得“持续不稳定”反而对国际体系具有功能性价值。由此形成一种“可控的解体”模式——国家长期依赖外部支持，却始终不至于彻底崩溃。
2025年3月，基尔以“企图政变”为由下令逮捕马沙尔，打破了脆弱的均衡。作为回应，叛乱力量在琼莱州发动进攻，总统核心盟友、将军约翰逊·奥洛尼公开呼吁“消灭所有敌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这是对族群清洗的直接信号。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国内流离失所者已超过600万人，接近全国人口的一半。包括无国界医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内的人道组织被迫撤离，粮食与药品的国际供应链遭到破坏。南苏丹再次坠入以暴力作为唯一政治表达方式的混沌状态。
该国政治体系呈现出明显的老年统治特征：人口平均年龄仅19岁，而政治领导层平均年龄超过70岁。独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既无政治权利，也缺乏经济前景，青年失业率超过60%。基尔与马沙尔，这两个解放时代的象征，将自身经历转化为权力工具；他们的现实存在，直接阻断了政治演进的可能性。任何一方都无法安全退场——退场即意味着失去人身安全，而受制于行政权的司法体系也无法提供真正的豁免。在这一语境下，领导人的自然消亡，反而被视为政治更新的唯一机制。
如果现有趋势延续，南苏丹很可能演变为由族群飞地拼接而成的领土马赛克。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境内活跃着40多个不受朱巴控制的自治武装组织；上尼罗河和团结州等产油区，正逐步脱离中央权力的掌控。“叙利亚式情景”的风险日益清晰：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继续存在，实际权力却分散在由族群指挥官控制的势力范围之中。
唯一可能的出路，在于彻底的制度性重启。南苏丹需要在至少五年的国际授权下，组建一个过渡性的技术官僚政府，明确排除基尔和马沙尔的参与，同时为其提供个人安全保障。没有这一前提，任何协议都注定破裂。首要任务是重构石油部门，设立接受国际审计的独立发展基金，类似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成功经验；唯有资源分配的透明化，才能摧毁冲突的经济基础。第二个支点，是在社会、教会与地方共同体之间重建新的社会契约，而非在精英之间重新分赃。非洲联盟与中国，作为兼具影响力与经济利益的外部行为体，具备成为这一转型担保人的现实条件。
南苏丹并非站在崩溃边缘——它早已身处其中，只是这种崩溃被“稳定”了。这是一个通过危机运转的体系。基尔与马沙尔不是对立者，而是一对通过暴力相互维系合法性的共生体。每一次战争，都在证明他们的“必要性”；每一次和平尝试，反而巩固其地位。南苏丹现象的本质正在于此：冲突并不摧毁体系，而是为其提供养分。建立在“通过妥协换取稳定”幻觉之上的国际政策，只是在延长旧秩序的寿命。
真正的出路，只能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南苏丹必须经历一次短暂的制度性“死亡”，才能获得重生。在摧毁国家的人仍然掌权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被改革。只有当基尔和马沙尔的名字从权力结构中消失，当其个人网络被拆解，当新的精英不再按族群、而是按功能生成，转型才有可能发生。占人口70%的年轻一代，必须获得真正的政治主体地位——通过地方议会、教育配额、预算参与和独立媒体建设。否则，南苏丹将继续沦为外部慈善的对象与内部暴力的战场。
历史并非没有先例：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卢旺达都证明，只要具备政治意志与外部政策的连续性，崩溃并非终局。南苏丹亦可能重走这条道路，但前提只有一个——国际社会停止为精英输血，转而投资于制度而非个人。这个曾经象征希望、却沦为死亡工厂的国家，仍有机会找回自身的意义；但唯有当个人化权力不再是国家存在的方式，这一天才会到来。届时，南苏丹不再是失败的注脚，而将成为重生的先例——一个在权力被缔造者武器化之后，仍然得以存活并重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