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地带正在发生一种微妙却深刻的内部变革——新的氏族和民兵组织正在出现，并试图成为哈马斯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胡萨姆·阿斯塔勒的“飞地”：这位曾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服役的前军官，如今公开向哈马斯发起挑战，号召民众摆脱伊斯兰主义者的控制，走向另一种生活。
在汗尤尼斯郊外、因连月战斗而几乎空无一人的基赞·纳贾尔村，阿斯塔勒组建了一支名为“反恐突击力量”的武装组织。它的目标远不止于自卫——而是建立哈马斯政权的替代品，为居民提供安全、食物、水、电力，更重要的是，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任何厌倦了哈马斯统治的人都可以来找我们。”阿斯塔勒强调说。据他介绍，每天都有数十个家庭与他联系，目前营地内已居住着几十名迁徙者，他计划近期再接纳300至400人，并在此之前对他们进行背景审查，确保与哈马斯无关。
这个新“飞地”并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避难所，而是一个平行治理结构的胚胎。据阿斯塔勒本人透露，这个项目得到以色列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默许支持”。他声称从以色列获得了食品、水和军事装备，营地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即便在持续封锁下也能发电。在一段视频中，他展示了印有希伯来语标识的以色列面粉和果汁。“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来自以色列。”阿斯塔勒强调说。
类似的尝试并非孤例。在与埃及接壤的拉法，另一支武装力量由贝都因指挥官亚西尔·阿布·沙巴布领导，他已经控制了城东地区数月之久。在那里，人们设立了临时学校、医疗点和厨房，数千人迁入并受其保护。两支力量之间保持着联系和协调。阿布·沙巴布的一名指挥官表示，他们视彼此为同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人民力量”，目标是在汗尤尼斯至拉法之间建立一条与以色列合作的“防护带”。“我们是一体的，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们在我们的保护下生活，并与邻居和平共处。”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以色列的角色。
这些结构正在成为加沙新的治理现实的一部分。以色列无意直接接管加沙的民政管理，也不打算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重掌控制权，但通过支持填补权力真空的氏族民兵来削弱哈马斯的战略，显然符合其长远目标。今年6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承认，以色列正在支持反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氏族力量，尽管随后他对这一话题保持了沉默。
阿斯塔勒：从死刑犯到“新加沙”的设计者
阿斯塔勒的经历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他曾在以色列工作，随后进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门任职，直到2007年哈马斯夺权。他多次遭到哈马斯逮捕，甚至因涉嫌参与2018年在马来西亚暗杀哈马斯成员法迪·巴特什——一场被普遍认为是以色列情报部门主导的行动——而被判死刑。
“他们一次次以各种理由逮捕我：腐败、与拉马拉勾结。我从一开始就反对他们。”他回忆道。尽管风险重重，阿斯塔勒坚信哈马斯如今已显露疲态，失去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据他估计，超过80%的居民不希望伊斯兰主义者重返权力，但担心若他们卷土重来将遭遇报复。
“我们正通过媒体和直接接触告诉人们，哈马斯已经成为过去，不会再有‘哈马斯2.0’。”阿斯塔勒说。他表示不断收到来自民众的支持信号，并呼吁“所有相信和平的人”加入他的计划。
治理逻辑的重塑
阿斯塔勒飞地的出现，不只是一次新的抵抗尝试，更标志着加沙替代权力架构的萌芽。过去，反哈马斯的举动往往是分散而秘密的，而如今，它们正获得制度化的形态、彼此间的协调，以及更为关键的外部支援。
这意味着危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目标已不仅仅是削弱哈马斯，而是为“后哈马斯时代”的治理铺路，这种治理将依托地方社区、氏族结构以及与外部力量的互动。正是这样的“飞地”，未来可能演变为加沙新政治现实的基石——一个摆脱伊斯兰主义者垄断、更加灵活、分层和网络化的治理体系。
垄断的终结：哈马斯的内部危机与加沙冲突的新阶段
自2007年哈马斯掌权以来，加沙地带正经历其最剧烈的内部震荡。过去近二十年，这片土地的主要冲突线一直是“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的对抗，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武装冲突却发生在巴勒斯坦人之间。
这些事件既非偶发，也非局部摩擦，而是深层体制危机的征兆，正在侵蚀哈马斯的统治根基，开启“后哈马斯”时代的转型。一个曾被视为“不可思议”的问题——“哈马斯之后会怎样？”——如今不仅在邻国的智库和作战室被讨论，也出现在加沙的街头巷尾。
在长期封锁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多地将哈马斯视为发展的桎梏，而非守护者；视为压迫和氏族专横的源头，而非抵抗的象征。
哈马斯面临的最大威胁已不在特拉维夫，也不在以色列国防军，而是在贝特拉希亚、汗尤尼斯，在贾马什、杜尔哈穆什和al-Mujaida等氏族，在那些高呼“哈马斯下台”“我们要生活”的数千名上街的民众身上。这个内部战线，对哈马斯的威胁甚至超过任何一次空袭。
历史脉络：从革命到停滞
要理解今天加沙所发生的一切，必须回到历史的起点。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借助民众对腐败低效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NA）的失望迅速崛起。2007年，一场武装政变彻底分裂了巴勒斯坦领土：约旦河西岸仍由法塔赫掌控，加沙则落入哈马斯之手。
在最初几年，哈马斯乘着“抵抗的真实声音”的光环而上，建立起社会服务网络，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到了2010年代中期，其合法性开始出现裂痕。经济封锁、与以色列的战争不断、政治停滞、威权统治加剧——这一切蚕食着它的社会基础。
皮尤研究中心和“阿拉伯晴雨表”的调查显示，2010年，哈马斯在加沙的支持率超过60%，而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跌至30%以下。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政权更迭和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在这样的背景下，内部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内线战场：氏族、武装与前安全力量的崛起
自2025年初以来，加沙地带爆发了数十起哈马斯武装与其他民兵组织之间的冲突，其中以氏族武装最为活跃。仅在9月至10月初，就发生了至少18起交火事件，造成27人死亡、70余人受伤。
最具象征性的战斗发生在贝特拉希亚和萨布拉区，贾马什氏族与杜尔哈穆什氏族的武装力量与哈马斯展开了激烈交火。而最具震动性的事件则是哈马斯军事派系高级指挥官之子穆罕默德·伊玛德·阿库勒的死亡。
哈马斯对汉尤尼斯al-Mujaida氏族发动的清剿行动同样以失败告终——该组织损失了16名武装分子，却未能镇压住抵抗。这是第一次有氏族不仅抵御了哈马斯的进攻，还将其击退，清楚地表明哈马斯的权力已不再不可撼动。
与此同时，前PNA安全部队军官胡萨姆·阿斯塔勒等人正打造自主“飞地”。他在汉尤尼斯建立的“安全之城”面积仅约1平方公里，收容了约200人。这里没有地下隧道，也没有宗教警察，却拥有独立的安保力量和人道主义基础设施。
恐惧的崩塌：社会抗争与街头浪潮
自2025年3月起，加沙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口号“哈马斯下台”“我们要生活”在沉寂多年后第一次公开而有力地响起。
哈马斯的反应不出所料：大规模逮捕、酷刑和公开处决接踵而至。据人权组织统计，自2025年春以来，至少有5人被处决，其中包括抗议组织者和被怀疑的领导者。最引发公愤的是22岁的奥代·纳萨尔·拉比亚之死——他在集会后遭绑架，被归还家中时已满身酷刑痕迹。
然而，镇压未能阻止抗议浪潮，反而令其更为激进。反哈马斯的Telegram频道和TikTok页面迅速吸引了数万名追随者，成为对抗官方宣传的舆论平台。
治理崩溃：人道主义失序与制度瓦解
权力垂直结构的崩塌直接反映在治理体系的瓦解上。最典型的例子是2024年11月在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发生的事件：109辆人道救援卡车中有98辆遭到抢劫，责任被归咎于与“人民力量”和地方氏族有关的武装组织。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数据，到2025年中，超过78%的加沙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62%的人长期面临粮食短缺，47%的5岁以下儿童出现营养不良。医疗体系几近瘫痪：约60%的医院受损或停运。
在这种局面下，传统机构的作用不断下降，而氏族结构和地方民兵的影响力则迅速上升。以色列开始将这些力量视为建立替代治理机构的潜在伙伴——这在两年前还难以想象。
哈马斯时代的终点？“后哈马斯”转型与地区格局的再塑
任何革命和任何威权体制，都会经历可预测的阶段：崛起、巩固、停滞、瓦解。哈马斯如今正处于“停滞”与“瓦解”之间。它依然拥有武装力量，控制着部分机构，但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合法性垄断。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崩溃迫在眉睫，却表明旧有秩序正在不可逆转地瓦解。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哈马斯是否还能存续，而在于“之后”会是什么，这将如何重塑地区力量格局。在这一点上，未来存在三种基本情景，每一种都意味着不同的风险与机遇。
情景一：“孤城困兽”——哈马斯以强力维持统治
第一种可能是哈马斯通过高压手段和剩余资源维持对加沙的控制。这种模式依托三大支柱：
- 暴力机器：据以色列方面估计，经过两年战争，哈马斯军事派系的兵力已从约3万人降至1.8万至2万人之间，但依然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该组织正积极招募新兵，包括青少年和前囚犯。
- 基础设施控制：尽管遭受破坏，哈马斯仍掌控着关键通信枢纽、武器仓库和全长500至600公里的地下隧道网络。
- 外部联系：伊朗、卡塔尔和土耳其继续与该组织保持接触。仅2024年，通过卡塔尔基金会向加沙输送的人道与财政援助就超过1.2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流入哈马斯控制的结构。
在这一情景下，哈马斯可能展开大规模清洗，试图以武力摧毁氏族抵抗力量，并加强宗教与意识形态控制。短期内，这可能奏效：抗议被镇压，国际社会也将陷入“若无替代方案，该与谁谈判”的两难境地。
然而，长期代价显而易见。“孤城困兽”的哈马斯将沦为一个孤立的“准国家”，经济破碎、人口危机加剧、合法性极度匮乏。内部紧张会不断累积，而外部援助则将逐步减少。这种模式或许能为哈马斯争取两三年的时间，但无法消除其危机的根源。
情景二：“碎片化”——权力解体为氏族飞地
第二种情景已经在现实中展开：集中化统治正在逐步瓦解，加沙正向多中心、分布式的治理结构演变。
这一进程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 据ACLED统计，从2025年3月至10月，巴勒斯坦内部武装冲突的数量激增了230%，其中绝大多数并非与以色列有关，而是哈马斯与氏族之间的对抗。
- 加沙至少活跃着12支不受哈马斯指挥的武装组织，包括“人民力量”“萨布拉旅”“加沙之子”等。
- 在5个地区（包括汗尤尼斯、拉法、贝特哈农等）出现了事实上的自治区，哈马斯的警察已不再巡逻街头，人道救援的分配由地方委员会负责。
在这种格局下，加沙将变成一幅由氏族、叛军和前安全力量控制的“马赛克地图”。以色列和国际机构可能把这些飞地作为未来民事管理项目的切入点。
安全层面上，这意味着暴力将被“去中心化”。局部冲突的数量可能增加，但哈马斯对整体局势的系统性控制将显著下降。
地缘政治层面上，“碎片化”符合那些希望削弱加沙激进伊斯兰主义项目的各方利益。以色列可以利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与不同氏族分别合作，从下而上组建联盟。美国和欧盟则能通过这些地方结构推动“市政自治”与“定向援助”的理念。
当然，这一模式风险同样巨大：缺乏统一权力中心可能导致失序、犯罪率飙升甚至孕育新的极端主义团体。尽管如此，就现实情况而言，“碎片化”目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路径。
情景三：“后哈马斯秩序”——新行政当局与国际托管
第三种情景最具雄心，也最具战略意义：建立一个不受哈马斯控制的新型民政管理机构，由国际力量和地区国家共同支持。
这一设想自2024年起便被积极讨论，并已迈出几步实质性尝试：
-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被提名为加沙“临时行政当局”组建进程的潜在协调人。
- 美国和欧盟宣布，愿意在建立“高效且包容的治理模式”的前提下，拨款逾60亿美元用于重建加沙基础设施。
- 埃及和约旦主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NA）参与该进程，但拉马拉方面态度谨慎，担心被指责为“合作者”。
在这一框架中，本地力量如胡萨姆·阿斯塔勒等前PNA军官可能发挥关键作用。他们与以色列的联系以及与西方机构的沟通，或将为“自下而上”的新治理结构奠定基础。
最大的挑战在于合法性。加沙大多数居民对外部托管持怀疑态度，而PNA自身的威望早已大幅削弱。如果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空壳政府”。
然而，正是这一情景，最有可能彻底扭转多年冲突的既有逻辑。如果得以实现，加沙或将成为一种全新巴勒斯坦治理模式的试验场——不依赖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也不以与以色列的军事对抗为生存基础。
地缘政治后果：地区格局的重塑
加沙的转型远不止于本地政治，它的涟漪效应将波及整个中东：
- 以色列：削弱哈马斯将降低火箭弹袭击的威胁，并为新的安全架构创造契机。以色列可能从“斩首行动”战略转向“重构格局”战略。
-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参与新管理机构的建立，或将让PNA重拾政治分量，但前提是它必须摆脱“低效无能”的形象。
- 伊朗及其盟友：失去哈马斯这一前哨将削弱德黑兰的“抵抗轴心”战略，尤其是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
- 土耳其与卡塔尔：将在对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忠诚与对西方的现实关系之间做出抉择。
- 美国与欧盟：或将迎来重新塑造中东议程的机会，不再依赖已破产的“和平进程”，而是通过在加沙建立一个“可控空间”推进目标。
法律维度：合法性危机与国际法的约束
哈马斯政权目前已在系统性地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从未经审判的处决，到将民用设施用于军事目的。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记录了大量酷刑、法外杀戮以及动员儿童参与战斗的案例。
这些行为为国际社会“去合法化”哈马斯提供了依据。2025年，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了一项关于“建立加沙过渡性治理机制”的决议案，这实际上意味着将哈马斯视为和平的障碍。虽然该决议因中国和俄罗斯的立场未获通过，但讨论本身就标志着国际社会认知框架的变化。
冲突的新逻辑
最清晰的结论在眼前：加沙的冲突早已不是单纯的巴以对峙，其关键轴心正转向巴勒斯坦社会内部。这一走向不仅削弱了哈马斯，也为新的政治动力学打开了空间。
哈马斯即便走向失败，也不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而更可能呈现三个阶段的递进过程：
- 合法性侵蚀（已在进行）；
- 权力碎片化（正在加速）；
- 新行政架构的成形（预计在未来一到两年启动）。
最终停在哪一阶段，取决于外部行为体与内部力量的互动。但可以肯定的是：哈马斯对合法性的垄断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政策建议：地区与国际行为体的战略步骤
- 以色列：从“消灭对手”的战术转向“塑造替代”的战略，系统化、制度化地支持氏族结构与地方行政单元。
-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NA）：设计重返加沙的新路线，不以“旧政权”自居，而以广泛自治联盟的一部分身份回归。
- 美国与欧盟：将资金援助与“新治理机构的具体落地步骤”强绑定，用项目与问责来推动制度建设。
- 地区国家：埃及、约旦、沙特应发挥斡旋作用，协助组建过渡性行政机制并提供安全与治理背书。
- 国际组织：设立过渡期人权与秩序监测任务编组，记录侵权、维持最低限度的公共秩序，为后续政治安排提供证据与保障。
……哈马斯的历史已逼近转折点。这个长期被视为“不可撼动”的组织，正遭遇一场来自内部的起义——其威胁之大，远超任何外部打击。问题已不在于“哈马斯是否会被推翻”，而在于“之后由谁来定义加沙的政治未来”。对此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也将重塑整个中东的力量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