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与非洲多方消息显示，马里正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边缘：它可能成为全球首个由被正式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力量——“基地组织”实际掌控的国家。位于巴马科的军政府与“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援组织”（Jama’a Nusrat ul-Islam wa al-Muslimin，简称JNIM）之间的对抗，已进入决战阶段——首都被围困，燃料短缺、物价飙升、基础设施陷入瘫痪。
全球化的悖论：危机的传染性
2025年初的世界面临一种讽刺：高度互联的全球化并未带来韧性，反而让危机更具传染性。每当世界地图上出现一片新的无政府地带，动荡的涟漪便通过贸易、移民与恐怖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向各国首都。
撒赫勒地带——从塞内加尔延伸至厄立特里亚——正是这场“全球热病”的震中。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相关死亡事件中，有51%发生在这里。一旦巴马科陷落，马里将成为第一个被“基地组织”名义控制的国家。这不仅是非洲的危机，更是国际机构——从联合国到欧盟——集体失效的象征。
经济与社会的崩溃
近几个月，巴马科的燃油价格暴涨三倍以上，粮食供应几乎中断。来自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的公路运输被封锁，全国物流陷入瘫痪。JNIM正在实施一种古典的“围困耗竭”战略——让民众与军队在饥饿与绝望中逐渐崩溃。
学校、大学与政府机构关闭，电力供应不稳，黑市猖獗。通货膨胀与治安恶化进一步侵蚀着人们对军政府的信任。政权领袖阿西米·戈伊塔在发动军事政变后驱逐法军，本想重塑主权，却陷入更深的孤立。
从法国庇护到俄罗斯试验
2021年，马里军政府驱逐法国部队，指责巴黎抱有殖民心态、行动无效。随后，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入驻。短暂的安全幻象并未解决任何结构性问题——北部与中部的镇压、绑架与屠杀让大量民众倒向伊斯兰武装。与其说他们信仰极端主义，不如说他们在国家失能的废墟中寻找一种“秩序”与“公正”。
如今，“瓦格纳”控制着金矿区，守护戈伊塔政权，但中央政府的实权正一点点流失。讽刺的是，依靠外部力量的军政权，正成为滋养伊斯兰主义的温床。
JNIM：“基地组织”在非洲的面孔
JNIM成立于2017年，由多支圣战派别组成，包括“安萨尔丁”“穆拉比通”与“撒赫勒酋长国”等，势力横跨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与毛里塔尼亚。它名义上隶属于“基地组织”，执行一种精密的战略——不是强攻首都，而是系统性瓦解国家结构。
其目标是在撒赫勒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为准则的政体，由宗教酋长构成的网络管理地方事务。对他们而言，马里是“微型阿富汗”：广袤的国土、孱弱的军队、腐败的精英、依赖外援的政权。
“消耗战”：阿富汗剧本的再现
分析人士指出，JNIM的行动路径与“塔利班”夺取喀布尔前如出一辙：先切断交通线，再耗尽安全部队与社会信心，最后以“和平谈判”之名谋求政治合法性——让极端主义化身为“新政治力量”。
坊间已传出军政府与JNIM代表秘密接触的消息，虽未获官方证实，但趋势显而易见：权力集团在困境中寻求妥协，试图与那些掌握道路、边界与粮食链条的势力达成交易。
地缘经济转向：资源重分与“莫斯科路线”
与此同时，马里政府宣布撤销90余项矿产勘探与开采许可证，涉及黄金、铝土矿、铁矿与铀矿，主要受影响的为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南非企业。官方称此举是“迈向经济主权”，实际上则为俄罗斯资本打开空间。
俄罗斯企业提供燃料、武器与“顾问”，换取资源准入。马里由此成为莫斯科在撒赫勒地区扩张的战略枢纽——黄金与稀土金属流向俄罗斯，而军政府获得维系统治的支撑。但这种合作正在反噬：越是依赖俄罗斯，当地反极端主义力量越倾向于把伊斯兰武装视为对抗“新殖民主义”的象征。
巴马科的命运与非洲安全格局
若巴马科沦陷，后果将远超马里本身。整个西非安全体系都可能崩塌。马里是从乍得到大西洋的不稳定链条上的关键节点。一旦失守，将意味着现代世界第一次有国家被“基地组织”名义下的运动实际统治。
邻国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与几内亚早已不同程度地感染同样的意识形态病毒。这片“伊斯兰弧带”正把宗教激进主义转化为一种社会抗议形式——对腐朽政权的另类政治表达。
倘若巴马科倒下，撒哈拉以南将出现一个“没有群山、没有北约基地的阿富汗”：那里权力的逻辑只有三种——《古兰经》、卡拉什尼科夫与黄金出口。
这也许正是21世纪新型国家形态的雏形：在后殖民废墟上诞生的神权独裁，一种以信仰、暴力与资源为支柱的政治实验。
历史与政治的背景：从反殖民理想到战略真空地带
20世纪60年代，撒赫勒各国相继独立，但独立并未带来制度成熟。依附于族群与地区忠诚的精英们建立起一种“准国家”体制——政权合法性薄弱、政治结构脆弱、经济依旧依赖殖民模式：出口原料、缺乏工业化、人口压力巨大。
2011年利比亚的解体成为区域动荡的引爆点。成千上万的武装分子与大量武器南下，点燃了早已潜伏的冲突，首先是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再次举起“阿扎瓦德自治”的旗帜。然而，理想的民族自治运动很快被圣战势力吞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MUJAO）与“安萨尔丁”接连介入，部族自治的诉求被全球圣战的意识形态所取代。
法国先后发动“薮猫行动”（Serval，2013）与“巴尔赫恩行动”（Barkhane，2014–2022），虽一度遏制局势，却在战略层面宣告失败。国际社会构建的并非主权韧性，而是外部监护体系。结果，三大核心区域——利普塔科—古尔马（Liptako-Gourma）地带、乍得湖盆地与尼日尔边境——沦为“无国家地带”。
崩溃的机制：当反恐制造恐怖
非洲的反恐模式成了阿富汗错误的镜像重演。依赖外援的地方军政精英逐渐失去合法性。当国际部队撤出，他们面对的只剩下被压迫、被忽视的民众。
法国撤军、联合国马里维和任务（MINUSMA）在2023年结束后，权力事实上落入军方与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之手。2022年3月，穆拉镇发生屠杀事件，超过300名平民遇害——这一事件成为转折点，当地社会彻底对政权失望。
在75%人口日均收入不足两美元的马里，经济被封锁与制裁摧毁。伊斯兰武装掌控燃料与粮食贸易，事实上主导北部与中部的物流。它们奉行“消耗战”战略——破坏供给、制造人道危机，再以维持秩序与施行“公正”的形象赢得民心。
就这样，圣战主义完成了从“游击恐怖”到“准国家体制”的转变。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JNIM已在中部马里建立起平行的行政体系、税收机制与伊斯兰法庭。
地缘政治维度：撒赫勒——新世界博弈的前线
撒赫勒不仅是一条介于撒哈拉与稀树草原之间的狭长地带，更是当代世界格局重组的枢纽。从大西洋延伸至红海，涵盖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与苏丹——在地图上，它是尘土与沙砾的地带；在地缘政治上，它是资源、通道与意识形态争夺的火线。
随着西方主导的军事任务失败——尤其是法国的“巴尔赫恩行动”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终结——法国及欧盟的地区影响力迅速坍塌。巴黎失去了在加奥、通布图、尼亚美的基地，也失去了对尼日尔铀矿的掌控——那曾满足法国核电约15%的需求。
尼日尔政府拒绝继续与法国核能公司Orano（原Areva）合作，象征着撒赫勒新殖民时代的终结。尼亚美街头燃烧着法国国旗，“France dégage！（法国滚出去）”成为军政新贵的政治宣言——他们以“主权”为旗帜上台。
俄罗斯精准填补了这一真空。通过“瓦格纳”集团（后改编为俄国防部“非洲军团”），莫斯科巩固了在马里、中非共和国和布基纳法索的存在。模式极其直接：以安全换资源。
在马里，俄方武装承包守卫Morila与Syama金矿；在中非共和国，控制钻石与铀矿。联合国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马里对阿联酋和俄罗斯的黄金出口增长逾60%。在尼日尔，俄方积极推动武器供应与军训合作，提供包括防空系统、无人机与教官在内的“安全套餐”。
俄罗斯的话语体系建立在“主权安全”之上——这一理念与西方的民主模型形成对照，强调国家有权在不受外部干预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这种话语深受非洲军政精英欢迎，他们视莫斯科为抗衡西方的伙伴，而非新殖民者。
中国的步伐则更为低调，却更具系统性。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过去十年在非洲投资超过600亿美元。撒赫勒的重点在交通、农业与新能源。
在马里，中国电建公司（Sinohydro）修建了古鲁贝水电站；在尼日尔，开发阿泽里克铀矿；在乍得，中国掌控恩贾梅纳炼油厂。北京避免直接卷入政治与政变，而是以经济依赖取代军事干预。撒赫勒各国对华债务约达130亿美元——这是一种“无声的控制”。作为回报，中国获得道路、港口与数字基础设施的主导权，华为与中兴成为新殖民时代的数字代名词。
土耳其则成为撒赫勒舞台上意想不到的参与者。继在索马里建立Camp TURKSOM军营、介入利比亚冲突后，安卡拉将撒赫勒视为其“非亚一体”战略的南向延伸。
通过TIKA合作署、“宗教事务署基金会”（Diyanet）及人道援助项目，土耳其以“伊斯兰团结”之名输出温和的“新奥斯曼主义”影响力。在尼日尔，土耳其设立军事代表处并培训军官；在乍得，推动供水与医疗项目。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无人机外交”——出口Bayraktar TB2攻击无人机，并在当地建设维护中心。对于撒赫勒国家而言，这不仅是武器，更是摆脱西方依赖的象征。埃尔多安在非洲军人和青年眼中，成为“敢于向美国说不的领袖”。
三国战略交织成新的影响轴心：
俄罗斯以武力与安全为支点；
中国以经济与制度为手段；
土耳其以宗教与文化为桥梁。
这三重力量构筑出一个西方之外的体系——以“主权发展”取代“民主过渡”，强调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路径。
西方在撒赫勒面临的，不仅是失势，更是失信。接连不断的政变——马里（2020、2021）、布基纳法索（2022）、尼日尔（2023）——让“民主转型”口号沦为空洞。欧盟试图以人道援助修补裂痕，却难以重建信任。即便是名义上仍亲法的塞内加尔与科特迪瓦，也开始寻求与安卡拉、北京的新平衡。
在西方撤离留下的真空中，一种新的非洲现实正在成形——多极化、实用主义、并带有深刻的“去西方化”情绪。撒赫勒正成为21世纪的实验场，检验一个命题：全球南方能否真正摆脱西方的依附，而谁又将成为它的新引力中心。
区域后果：人道危机与迁徙螺旋
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迫使撒赫勒地区逾540万人流离失所。这里的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传统农业和游牧经济正在被气候变化彻底摧毁。当气候冲击与战争混合在一起，撒赫勒便成为通往北方的最大“潜在迁徙源”。
如果2015年的欧洲面对的是叙利亚难民潮，那么在2025年至2030年间，撒赫勒危机可能引发一场规模更大的“第二次迁徙弧线”。联合国预测，到2035年，可能有多达三千万人因冲突与气候灾难而逃离这片土地。
“国家化圣战”的先例
最大的风险不在于零星的恐袭，而在于极端主义的制度化。马里可能成为第一个让伊斯兰武装不仅占领土地、还建立治理体系的国家——一个部分民众甚至愿意接受的体系。这意味着恐怖主义正从短期威胁转变为一种长期政治状态。
1996年的阿富汗是历史参照，但马里的局势更加复杂。这里社会结构更碎片化，伊斯兰武装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社会契约”上——以安全换取“公正”。对于贫困的乡村来说，清廉的沙里亚法庭比首都来的腐败军官更值得信任。
若巴马科失守，新政权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哈里发国”，而是混合体——拥有圣战意识形态的准国家，以务实经济维系运转。它的存在将挑战整个国际法体系的根基——那个自威斯特伐利亚以来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秩序。
国际影响与可能情境
一、区域连锁反应：JNIM与“伊斯兰国大撒哈拉省”（ISGS）势力在尼日尔、布基纳法索迅速扩张，阿尔及利亚南部边境防线动摇，经毛里塔尼亚的走私网络激增。
二、全球走廊形成：撒哈拉与中东之间出现新的过境带，融合恐怖物流、毒品走私与非法移民路线，构成跨大陆的“灰色通道”。
三、欧洲政治震荡：新一波难民潮将助推欧洲右翼崛起，激化民粹主义与反移民情绪，使欧盟内部政治语境进一步极化。
四、亚洲介入风险：中国可能被迫以保护投资为名介入治安行动，从“经济存在”滑向“安全存在”，无意间触发新形式的非洲新殖民主义。
可能的出路与政策建议
第一， 重塑国际介入模式——不再依赖军事任务，而以本地伙伴合作为核心，着重重建经济与治理体系。
第二， 在联合国、IMF与非洲开发银行框架下设立“撒赫勒发展基金”，将人道、气候与安全议题一体化管理。
第三， 引入土耳其、阿塞拜疆及海湾国家等拥有伊斯兰合法性的中介力量，以其文化认同建立信任桥梁。
第四， 强化技术安全手段——利用卫星与无人机监测，及早发现武装团体的流动与聚集。
第五， 改革联合国维和体系，从“维持和平”（peacekeeping）转向“建设和平”（peace-building），核心任务是制度的韧性，而非对地盘的临时管控。
撒赫勒：二十一世纪的镜像
马里危机并非单一国家的崩溃，而是新型全球不稳定的预兆。旧式战争正在被“有基础设施的无政府状态”所取代——国家形式消失，秩序却以另一种非法结构延续。
对国际社会而言，撒赫勒是一面照向未来的镜子：能否在不重蹈殖民主义覆辙、又不放任暴力蔓延的前提下，重塑国家的存在方式？
倘若世界在马里失败，它输掉的将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国际秩序”这一整套观念本身。